一股液体流经西海固

①在香港遇见一位老前辈，他说，你怎么跑到西海固去做志愿者了？现在那里的人都吃上饭了吗？以前有人说穷是因为他们不爱劳动，是这样吗？

②这恰恰是我最初记住西海固这个名字时对那个地方的全部了解。而现在，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

③2002年的一天，我强烈地发现，一个人的未来如果都在别人的预言里，将是极大的一桩憾事。“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成为我最后选择去宁夏西海固当一名志愿者的全部理由。原来，我从来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是不满的。我常常会把理想中自己的状态想象成液体，尽管是自己本身，但在什么载体中就是什么形态，在上海这个容器里就像上海那样规矩，到了西海固就自然而然变成一个野孩子。

④前二十年，我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长时间生活过，和很多西海固的人，和很多大城市里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但我的导师张教授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宽度比深度更重要。”所以我要在期末的时候抛下我深山里的学生，跑到“花花世界”去告诉那些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有个地方叫西海固，你们不要只看见北京或上海。所以，即使两三周后就放寒假了，我也要独自一人摸回深山，给我的学生看看记录城市真实面目的照片，叫他们好好学习，不是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即。

⑤西部的贫瘠在想象中似乎应当是一片雪白的盐碱地，寸草不生；人们衣衫褴褛，牛羊瘦骨嶙峋；失学儿童遍地，校舍东倒西歪。这些都是讲“贫困”时必备的要素，缺一即难以达到听众的“期望值”，甚至还可以被称为“那还算可以嘛”。我们在雪地里拍的照片就被一位听众认为，如果是盐碱地就会震撼他的心。我给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看我的学生点着蜡烛在教室里看书的数码照片，因为闪光灯太亮，夸张了蜡烛的效果。他们说：“哇，这蜡烛真厉害，可以点亮一间教室耶，现在已经点得起蜡烛了么？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连蜡也点不起的。”我只能报以一笑。

⑥我们有时会不会意识到，我们的心灵已经越来越难以感受震撼？那些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震撼的幻想，将会把真正生存在这里的农民逼到怎样的困境？贫困县的贫困不是“死去”的标本，它也在发展的，它的人民也有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是它的步伐太慢了，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⑦每登上一个山头我就要心酸，那些关于农民不愿干活的传言真是冤枉。退耕还林除了对生态的维护，还旨在向外输出剩余劳动力。而农民们的观念尚未如此与时俱进，不劳动靠补贴，就会被人说懒，他们就不断开荒，开在陡峭的斜坡上，开在几百米高的山顶上。贫瘠的土地，即使是开荒又能多收成多少呢？而开荒所带来的危害，显然不是普通农民可以预见得到的，土地将更加贫瘠，水土流失将更加严重。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大风扬沙就是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出校门，我们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深谷，那完全是人力和自然的共同“杰作”。

⑧我的同伴小贺在回收自己的农村问题调查问卷时，发现有学生问：“老师，我们这里很贫穷，如果你是政府，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办吗？”焦虑的人有一点点萌动，如果我们给出的答案并不那么容易立竿见影，这种萌动马上就会消失的。我们只能很小心很小心地看住它，再把它交给后来的人。

⑨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的状况之间相差太大。校长从学校的燃眉之急考虑，安排我们统统去教高中，我们却觉得教小学或者初中，也许对建立一代人的观念来说更有用。当我的学生坚守他们的陋习不改时，我们包含了放弃意思的一句话常常是：“你们老了，改不了啦。”他们会哄笑一阵后依旧我行我素。小学生不会，小学生偏要好好地做给你看。所以我有很多的小学生朋友。我们一起去爬山，他们从不瞻前顾后，也不在意自己的仪态，用尽身体的各个部分奋力前行，很快站到山顶之上，“挑衅”说：“你上来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动，他们还都是轻盈温暖的液体，没有沿途积聚的泥沙的负担，也还不会凝结成四季不化的坚冰。

⑩每夜面对浩瀚的星空，我就像面对真理，先前那些纷繁的心绪渐渐不再喧嚣；每日看见澄明的蓝天，我就想立刻化为一棵冲天的树或一座山冈，不一定需要生命，只要在这里永恒地与天地交相辉映。我从复杂喧嚣流向简单宁静，却希望我的学生能成功地从简单宁静逃离，他们并没有老，他们应该和我一样不甘心。

（取材于徐敏霞的同名散文）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