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起与止

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大宛是最知名的地点之一。大宛，今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将有关西域的内容全部编入《大宛列传》。大宛是丝绸之路或西域的起止点。

与大宛对应的、中原的丝绸古道起止点，一般认为是西安或洛阳。

西安或洛阳，是汉代行政中心、首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容置疑。商贸起自民间，除了行政中心，还需要有旅客与商品的集散地：人流如织、村落衔接、物产丰饶、宾至如归。丝绸之路承载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越贴近基层，它的流动越通畅，脉搏越充满活力，存在越有实效。由此推断，中原的贴近基层的阶段性起止点、商贸中心，当在伏牛山麓的南阳。

大宛地名，曾引起过争议，争议在于，地名究竟是“大宛”，还是大“宛”。也就是说，大，究竟是当地地名的一部分（如同“大食”、“大夏”），还是汉语的修饰成分（如同“大月氏”）。岑仲勉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西域地名原来是“宛”，大，是汉语的附加成分，他的理由是：《史记》与《汉书》之中，常见“宛宝马”、“使宛”、“许宛之约”、“宛破”等词语，“从知大宛之大，同大月氏之大，意当日汉使艳说宛之广大，故以大冠称，且与小宛对言也”。

“宛”是西域语言，不是汉语。对此，中外学者从无异说。然而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个“宛”与之对应。南阳郡别称“宛”，南阳郡的首府名为“宛城”。“宛”，据《史记》古注，读音为“冤”（yuān）。可“宛”的含义是什么呢？

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富庶之区，古代文明的萌生之地，安集延则是盆地中较早出现的重要城镇。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曾引录《西域图志》卷45说：安集延当古道，“与《史记》大宛‘土著有城郭’之说合，则古大宛地，当即今安集延诸城无疑”。而岑仲勉的结论则是：从对音来说，“余谓‘宛’本安集延之略译，似属无可非议”。安集延是中亚商贸中心、行旅集散地，长期以来，新疆各族居民曾将中亚商人泛称为“安集延人”。南阳，位于浅山盆地，宜耕宜牧，宜散宜聚，是丝绸、瓷器、冶铁、农牧产品、农耕技术的荟萃之区。南阳别名“宛”，应该是丝路行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

早在秦昭王时期，南阳郡的府治已经叫“宛城”了。在东汉，南阳被视为“旧都”、“南都”，张衡为此写出汉赋名篇《南都赋》。南阳处在华夏区域南方、北方两个物候带之间，处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东西交通的起止点。《史记•货殖列传》这样概括南阳的特征：“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解释：“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所谓“南阳好商贾”，或说民俗“好事”、“多贾”，无疑是远近、中外、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它被称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时期，南阳仍然是商旅云集之处，社旗的山陕会馆等于南北商家的历史博物馆。

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前的民间商贸的起止点，是从伏牛山的宛城（南阳），到费尔干纳的大宛国。丝绸之路的一代又一代的行旅，沿昆仑山、祁连山、秦岭、伏牛山的山前洪积扇古道奔波往返着。

（选自《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 杨镰《〈丝绸之路史〉二题》题目为编者所加）

针对“争”，先秦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和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道德经》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为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老子认为，“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标，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是最终的目标。

与老子相仿，孔子把“争”视为人们对私利的无度追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对此，荀子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并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欲望，防止争斗。他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家韩非子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还认识到不同时代“争”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治国理念。

与儒家提倡有等差的仁爱和礼制不同的是，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由此，我们看到，先秦各家学派均把“争”视为对私利的争夺，并认为这样的“争”正是社会冲突与动乱的祸根，只不过在用以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徳手段去制约、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用积极的美徳——“让”来消解“争”。

对儒家而言，崇“让”就是为了隆“礼”，或者说，“让”德实际上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批评子路说话不谦虚:“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也就是说，治国要讲求“礼让”。孟子进一步阐发了“礼让”的重要性，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如果没有“让”德，“礼”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将会徒有其表。由此，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外，又加上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君子的美德。

“让”的美德不仅被运用普通人对私利的争夺上，成为缓解乃至于化解这些“小人之争”的工具，还被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层面，在作为统治者为政之重要借鉴的史书《左传》中蕴含着丰富的为国以“让”的思想。如《左传》中，作者记述晋国将领举荐贤能而自身“让位”之后，评论说:“让，礼之主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谦让”和“不争”之美德是否盛行，是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和条件。

（摘编自王大庆《古代中国的“不争”与“崇让”思想》）

经济结构的调整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羚羊群中的病弱者，往往难以摆脱狮子的追捕。这对个体是残酷的，但却保证了羚羊种群的健康繁衍。作出了错误决策或者囚循守旧的企业，也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或重组。如果一个经济体积累的问题过多过大，往往会爆发全局性的经济调整——经济危机。它会淘汰掉那些工艺技术落后、思想观念陈旧、开拓创新乏力以及发展方向错误的企业，同时又会催生出一批朝气蓬勃、勇于进取、引领时代潮流的新企业。这是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是靠市场的力量实现的，是否适应市场、是否具有竞争力是调整的唯一标准，因而经过调整，留下来的企业都是具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强者。但是，这种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往往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会导致经济萧条、失业剧增、生活下降，有时还会引起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甚至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与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密切相关。

现代经济高度复杂，已承受不起置之死地而后生式的自发调整；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已容忍不了弱肉强食般的自然淘汰。同时，人类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手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汲取经验教训中不断完善，已具备比较充分而有力的工具来管控现代经济危机，来平抑经济波动，来防止大起大落。这包括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需求，对陷入困境的行业和企业给予援助等等，甚至某些直接引起危机的肇事者也因“太大而不能倒”而得到救助。这样，决策失误者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盲目跟风者避免了血本无归的风

险，某一领域的过度投资者又可为新一轮复苏积蓄力量。

失控的经济被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从悬崖边拉回，恰如被狮子追逐的羚羊群得到及时庇护，即使病弱者的生存权也得到了保障。经济损失得以减轻，社会动荡得以避免，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然而，当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再是自发的过程时，人类的经济智慧就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就应更加科学得当。不然，问题只会越积越多，调整只会越来越难，最终酿成更大的灾祸。理论的逻辑以及实践的经验都启示我们，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应立足于救经济，而不是救具体的企业；应立足于恢复市场信心，而不是代替市场决策；应借力使力，针对引起和加剧危机的突出问题，加快结构调整。

 (节选自2010年2月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