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的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踪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摘自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中国社会科讯（记者李中平）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会议发布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孙中山研究院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报告在湾区影响力指数（BAII）和湾区主要城市影响力（BACII）的测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创新、旅游、宜居及形象6个维度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了深入对比和解析。

测评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影响力指数排名第3，排在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之后，但高于东京湾区。在湾区影响力指数的5个二级指标中，经济影响力位列四大湾区之首，宜居影响力排名垫底；创新影响力和形象影响力排名第2，文旅影响力排名第3。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响力表现不俗，令人鼓舞；同时湾区影响力也存在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

指数数据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影响力位列四大湾区之首，创新影响力排名第2，一方面体现了湾区发展基础和建设方面的傲人成绩，更主要的是得益于湾区旺盛的增长和创新活力以及作为大国战略甫一推出所引发的聚光灯效应。然而在对应的二级指标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绩效指标表现较差，人均GDP、地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营商环境排名等数据得分远低于其他三大湾区，位居最末位；创新基础指标和创新能力指标也表现乏力，都排在了四大湾区的末尾。这说明我们在看到实力和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发展质量和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湾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材料三：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一深一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中国网2018-07-03）

材料四：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都在深耕产业兴旺这篇“大文章”,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的区域特色产业正推动我国农业快速发展。

科技支撑农业发展走上“快车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裝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到95%，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当前,农村产业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田园综合体”农业特色小镇、农业产业互联网等。这些都是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村产业兴旺的必然选择。河南省农科院农信所党支部书记田建民认为,传统的农业已经不能适应“三产”融合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从生产、加工、流通、产业融合模式、营销模式、管理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适应新格局,支撑新格局,引领新格局。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

（资料：社科院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来自湖北秭归的脐橙、甘肃礼县的苹果……数据显示,“双11当天阿里巴巴全平台农产品交易额超过45亿元。产自东北的五常大米仅用10秒钟便卖了100万斤,四川的平武蜂蜜,更是在售罄后预售到了明年9月。火爆的销售,让这些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地。撑起这些数据离不开买家的热情,更离不开网络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逐渐及。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的是,由于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突出。从硬件看,目前宽带网络仍未覆益的地区、网络普及水平较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地处偏远、自然环境复杂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网络建设难度大、投入成本高。从软件看,在与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方面,农村网民的使用率也远远低于城镇同民。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动能的释放,农村居民生活便捷度、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亟待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统筹解决。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5日）

11月24日上午,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了第三届全国民族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暨2018全国民族地区发展大会的第二场论坛——中国一乡一品产业发展论坛。

兴仁审委副书记、市长方先红首先介绍了兴仁市的基本情况,兴仁市于2018年8月撤县设市,同时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这里享有“中国薏仁米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牛肉粉之乡”等称号。下一步,兴仁市将打造产业展示唯一平台、打造薏仁来绿色生态小镇来拉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推动兴仁市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桃州筑家易集国董事长杨斌认为,在振兴乡村经济的过程中,要用科技提升农村影响力。比如精选一乡一品,通过互联网连接全国销售通路,让农民种出来的东西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卖出去。科技还可以赋能生态宜居。比如建设平安乡村、素质乡村,比如发展绿色农业和文旅田。在健康医疗方面,科技也可大有作为。比如可以打造专家远程在线系统,不用跑城里就可以连接专家服务乡村。淅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院长何伏林则分享了高校的举措和思考。他认为,一乡一品最关键的是平台,需要整合各方力量。要鼓励大学生上山下乡,让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帮助他们实现一乡一品的梦想。

摘编自“北国网”2018年11月26日

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只是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士的新标准。

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的良心”,要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这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至于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在历史上原是难得一见的。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则是现代一般观念中对于士所持的一种社会属性决定论。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