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舍离”与经济学

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从经济学理解来看，山下英子是从需求方来行事的，“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日本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当下的经济世界出现了两个严重的错位:一个是家庭和外部社会的错位，即外部社会继续狂热生产和家庭内部物质产品严重过剩之间的失衡；一个是家庭和物质产品的错位，即家庭由物质产品的主人转变成仆人的颠倒。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扭曲终究是要归位的。两个错位显然在期待一次纠正，一种反转，一场革命。终于，“断舍离”爆发了。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本是解决自己居家问题的。不买进不需要的东西，处理掉手里没用的东西，让家的空间宽敞起来。不曾料及的是，一个让家庭成员获取舒适感的举动，赢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间，还有内心的自由自在，因为从此不用再对过多的物质产品牵肠挂肚、劳心费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个，而是成千上万，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要知道，那些“断舍离”的东西，曾经满足过无数山下英子的欲望，转眼便无情地束缚了她们的心灵。心无自由，便无舒适，更谈不到幸福。

这个由日本家庭妇女启动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经济生活模式的巨大革命，它预示着人类从物质产品拥有的“极度偏好”转向“适度”；这也是一次人类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一味扩张生产的高速增长将被平衡生产的适度增长和不增长所代替；这更是一种人类理解自由和幸福真义的启蒙，拒绝物质产品对人的奴役，回归自由自在的状态将主导人类精神生活。我们不惊奇这种“归位”运动的到来，我们只是略微地惊讶，它为何会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场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应地，“断舍离”也预示了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表现形式，是纠偏过往经济学畸重的“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真正从需求约束的视角或是供给、需求相互制约的视角，理解经济现实，总结经济运行，提炼经济逻辑，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这场革命的深层本质，则是围绕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转变，推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从服务各种经济体向服务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靠拢，开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细微事实到一般宏观逻辑的探索。可以肯定，这场革命将展示一幅崭新的经济学画卷。

（选自陈彩虹《“断舍离”与经济学》，有删改）

传家宝

王生文

父亲听说我要去看姑妈，着实惊讶了，然后就是高兴，一个劲儿地说，该去，该去，打小姑妈就疼你，一有好吃的就想着法儿地给你送过来我哪有闲心听他唠叨，催着他快告诉我姑妈家的地址。

老实说，在那个中午之前，我想都没想过要去看姑妈，尽管她七十多岁了，又不肯和我表哥住在一起，我理应去看望她。那天中午，我去一个淘古玩的同学家，那个同学的藏品里竞然有一个釉色淡青的瓷坛子，说是道光年间正宗官窑里出产的，现在值四万呢。这四万让我想起了我的亲姑妈，我说，你等着，我给你淘一个来。

小车一路颠簸，几番打听，我总算找到了姑妈的家，一间傍山搭建的低矮的砖瓦房。姑妈正背着一捆柴革，蹒跚着从山上走下来。她好奇地看看小车又上下打量着我，我笑着叫了声姑妈，她愣了一下，才认出我来，哎呦，这不是我的华儿嘛！

此时正好有几个村民路过，有人側着头问，二婶，家里来稀客啦？姑妈亮着嗓子答，可不是嘛，我城里的大侄子！姑妈一边说，一边接过我手中的礼品，面向他们，就像面对的是媒体记者，看着他们欣羡的表情，骄傲溢满了她脸上的每一道褶皱。

进到屋里，姑妈简直有点不知所措，转了几囷儿，才找来一把椅子，用衣袖擦了又擦，端到我跟前，然后转身给我倒水，我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她又问我喜欢吃点什么，我没有回答，而是側过头去搜寻记忆中的那枣木桌子。桌子还在，只是桌子上不见了那个釉色淡青的瓷坛子。我的心一紧，便问，您家有麦芽糖吗？有，有。姑妈立即转身进到里屋，很快抱出一个瓷坛子——呀，就是它，小时候去姑妈家，最让我嘴馋的就是装在瓷坛子里的麦芽糖。我试探着问，姑妈，您怎么把瓷坛子藏起来了，不就是几块採嘛？姑妈笑了笑，我哪里是为了几块糖，要不是被我撞上，这瓷坛子差点就让你姑父卖给一个货郎了，八十块钱……

八十块不少了，您怎么不卖呢？我顺着姑妈的话问她。

我也想换八十块钱，可这坛子是个念想，它是我祖母的陪嫁，我出嫁那天，祖母左看右看，就选了它给我……姑妈不经意间，竞说出了这个瓷坛子的来历，看来我那个淘古玩的同学说的是真的。于是，我鼓足勇气说，我今天来是……

不想偏偏这时，跑进来一个小男孩，看见放在地上的瓷坛子，伸手就要去里面抓。姑妈连忙护住，很舍不得似的，挑了几块小的给他，典他说，你表叔是难得的稀客，这糖留给他吃,好吗？我这才知道这是姑妈的亲孙子。姑妈挑出一块大的麦芽糖,递给我，问，华儿，你刚才说你今天来是

我再也没有勇气说出心中的话了，我说，我今天就是特地来看您的。姑妈又乐得合不拢嘴了。

吃过饭，该回城了，没想到姑妈抱起那个瓷坛子说，你喜欢吃麦芽糖，就都带回去吧！

可是……可是这瓷坛子……

也给你带回去！

我从姑妈手中抱过瓷坛子，然后，掏出一千块钱，强行塞到她手中。

返程途中，我接了一个电话，是那个淘古玩的同学打来的。但我很果断地回绝了他，因为我抱在怀中的不再是价值不菲的瓷坛子，而是我家的传家宝。

(有删改）

消费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现象。在消费生活中，一定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支持和引领消费行为。从消费伦理的研究入手，可以窥见社会的道德风尚、文明修养的基本状况和人们伦理观念嬗变的轨迹。消费伦理对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培养一代新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廉政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撑。

从广义来说，消费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但从狭义来说，消费主要指生活消费。而消费伦理主要研究的是“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的消费，具体来说就是居民个人消费，是狭义上的消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消费仅仅视为经济现象，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人们诉诸某种消费方式，不仅仅在于经济的考量，而且也在于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因素。消费是经济因素和伦理因素的统一，是消费伦理学研究的立足点与出发点。

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能不能”的问题，即经济能力的问题，这是消费行为的基础，是消费行为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能力，消费就不能实现，这是社会生活每天都在证明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是“愿意不愿意”和“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即伦理与文化问题。个人的消费是建立在自愿、平等、自主基础上的，它根据消费者的经济状况、个人性格、生活习惯做出自由选择。消费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消费自由叉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消费者是具有“意志自由”的责任者。这个责任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日益丰富，广告在推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也对消费者的道德观念产生深刻影响。消费伦理承担着价值导向的功能，引领消费者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摆脱物欲的羁绊，“物物而不物于物”，追求自我完善的境界。同时，消费伦理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属于消费伦理范畴。换言之，消费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道德支撑。

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如何消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这也决定了消费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多样化的，但基于社会共同利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必然要求建立消费伦理规范体系，引领和规范社会消费行为。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伦理规范体系。这一规范体系应该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和谐两大原则，包括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科学消费三大规范。如何在实践中完善、丰富和践行消费伦理规范体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摘编自周中之《引领现代生活的消费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