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 2000 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它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需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艾永明《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心理效应和刺猬有关，被称为刺猬效应。刺猬效应是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的现象。人们在社交中如何保持合适的距离的确是一门艺术。“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恰到好处是其中的真谛。

在亲密关系中，很多人认为配偶和情侣之间如胶似漆、亲子之间形影不离、朋友之间亲密无间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距离上存在倒U型关系，适当的空间和心理距离会使人舒服自在，过远或过近的距离会使人压抑、厌恶和疏离。适宜的距离是夫妻双方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夫妻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有自己的朋友圈，既能保持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发展，整个家庭系统也能从中获益。家庭系统是由父母亚系统、夫妻亚系统、亲子亚系统和同胞亚系统组成的。各个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功能结构。夫妻亚系统伴随家庭的形成而出现，双方相处需要亲密但不能形成桎梏。

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父母亚系统和亲子亚系统就出现了。良好的父母亚系统应该形成界限，孩子既可以跨过界限接近父母，但又不能干扰夫妻亚系统的功能。有些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孩子的父亲，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不利于父亲参与孩子的教育。当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会出现同胞亚系统，孩子们之间在互动中学会支持、合作、保护、竞争、反击以及协调。

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是很多父母关注的问题。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都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在这段时间年幼的孩子会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父母可以利用这一时期和孩子一起养成好习惯。父母要手把手地教孩子学习生活技能，一旦孩子学会后，父母就应该放手，给孩子留出发展空间，而不是继续替他们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在10岁之前孩子已经建立了好习惯，这些习惯在10岁之后会引导和约束孩子。

除上述亲密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上下级、朋友，甚至陌生人需要相处。

在职场中，领导者要做好工作，需要与被管理者保持“亲密有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远不近、恰当的合作关系，领导者既要有亲和力，也要与被管理者保持心理距离，做到“疏者密之，密者疏之”。

美学上有句名言：距离产生美。人与人之间如果想和谐相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人际空间距离。相互交往时空间距离的远近，是交往双方之间是否亲近、是否喜欢、是否友好的重要标志。人们在交往时，选择正确的距离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从“刺猬的拥抱”看人际距离》

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大数据具有的强大张力，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带来革命性改变。但在大数据热中也需要冷思考，特别是正确认识和应对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以更好地趋利避害。

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隐私泄露问题。大数据技术具有随时随地保真性记录、永久性保存、还原性画像等强大功能。个人的身份信息、行为信息、位置信息甚至信仰、观念、情感与社交关系等隐私信息，都可能被记录、保存、呈现。在现代社会，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智能设备面前，时时刻刻在产生数据并被记录。如果任由网络平台运营商收集、存储、兜售用户数据，个人隐私将无从谈起。二是信息安全问题。个人所产生的数据包括主动产生的数据和被动留下的数据，其删除权、存储权、使用权、知情权等本属于个人可以自主的权利，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保障安全。一些信息技术本身就存在安全漏洞，可能导致数据泄露伪造、失真等问题，影响信息安全。此外，大数据使用的失范与误导，如大数据使用的权责问题、相关信息产品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高科技犯罪活动等，也是信息安全问题衍生的伦理问题。

学术界普遍认为，应针对大数据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确立相应的伦理原则。一是无害性原则，即大数据技术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二是权责统一原则，即谁搜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三是尊重自主原则，即数据的存储、删除、使用、知情等权利应充分赋予数据产生者。现实生活中，除了遵循这些伦理原则，还应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大数据异化引起的伦理风险。

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控制。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于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就是推动技术进步。解决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问题，需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但从根本上看要靠技术事前保护。应鼓励以技术进步消除大数据技术的负面效应，从技术层面提高数据安全管理水平。例如，对个人身份信息、敏感信息等采取数据加密升级和认证保护技术；将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纳入技术开发程序，作为技术原则和标准。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大数据发展战略，明确规定大数据产业生态环境建设、大数据技杋发展目标以及大数据核心技术突破等内容。同时，逐步完善数据信息分类保护的法律规范，明确数据挖掘、存储、传输、发布以及二次利用等环节的权责关系，特别是强化个人隐私保护。加强行业自律，注重对从业人员数据伦理准则和道德责任的教育培训，规范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标准、流程和方法。

（摘编自杨维东《有效应对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