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是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了。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地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地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热爱生命（节选）

（美）杰克·伦敦

①他闭上眼睛，极其小心地让自己镇静下去。疲倦象涨潮一样，从他身体的各处涌幄，但是他刚强地打起精神，绝不让这种令人窒息的疲倦把他淹投。这种要命的疲倦，很像涨潮的大海，一浪高过一浪，一点点地淹没他的感觉和意识。有时候，他几乎完全给淹没了，他只能用无力的双手划着，漂游过那黑茫茫的一片；可是，有时候，他又会凭着一种奇怪的心灵作用，另外找到一丝毅力，更坚强地划着。

②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现在，他能够听到到病狼一呼一吸地喘着气，慢慢地向他逼近。它愈来愈近，总是在向他逼近，好像经过了无穷的时间，但是他始终不动。它已经到了他耳边。那条粗糙的干舌头正像砂纸一样地磨擦着他的两腮。他那两只手一下子伸了出来—一或者，至少也是他凭若毅力要它们伸出来的。他的指头弯得象鹰爪一样，可是抓了个空。敏捷和准确是需要力气的，他没有这种力气。

③那只狼的耐心真是可怕；这个人的耐心也一样可怕。

④这一天，有一半时间他一直躺着不动，尽力和昏迷斗争，等着那个要把他吃掉、也希望能吃掉的东西。有时候，疲倦的浪潮涌上来，淹没了他，他会做起很长的梦；然而在整个过程中，不论醒着或是做梦，他都在等着那种喘息和那条粗糙的舌头来舐他。

⑤他并没有听到这种喘息，他只是从梦里慢慢苏醒过来，觉得有条舌头在顺着他的一只手舐去。他静静地等着。狼牙轻轻地扣在他手上了；扣紧了；狼正在尽最后一点力量把牙齿咬进它等了很久的东西里面。可是这个人也等了很久，那只给咬破了的手也抓住了狼的牙床。于是，慢慢地，就在狼无力地挣扎着，他的手无力地掐着的时候，他的另一只手已经慢慢摸过来，一下把狼抓住五分钟之后，这个人已经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狼的身上。他的手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把狼掐死，可是他的脸已经紧紧地压住了狼的咽喉，嘴里已经满是狼毛。半小时后，这个人感到一小股暖和的液体慢慢流进他的喉咙。这东西并不好吃，就像硬灌到他胃里的铅液，而且是纯粹凭着意志硬灌下去的。后来，这个人翻了一个身，仰面睡着了。

⑥捕鲸船“白德福号”上，有几个科学考察队的人员。他们从甲板上望见岸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正在向沙滩下面的水面挪动。他们没法分清它是哪一类动物，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就乘了船旁边的一条捕菇艇，到岸上去察看。接着，他们发现一个活着的动物，可是很难把它称作人。它已经瞎了，失去了知觉。它就像一条大虫子在地上蠕动着前进。它用的力气大半都不起作用。但是它老不停，它一面摇晃，一面向前扭动，照它这样，一个钟头大概可以爬上二十尺。

⑦三星期以后，这个人躺在捕鲸船“自德福号”的一个铺位上，眼泪顺着他的削瘦的面颊往下淌，他说出他是谁和他经过的一切。同时，他又合含糊糊地、连贯地谈到了他的母亲，谈到了阳光灿烂的南加利福尼亚，以及桔树和花丛中的他的家园。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

红苕和米饭

余道勇

一

“妈，我饿了。”小男孩回到家，想要吃的。

“苕子在鼎罐里，自己拿来吃吧。”妈说。

小男孩把鼎罐盖子揭开。一罐子的苕子，只有罐子中间位置有一小碗白米饭，馋得小男孩巴不得一口把白米饭吞掉，但他还是忍住了。他知道，那唯一的一小碗米饭是给最小的弟弟的，他不能吃。小男孩用筷子插起一个苕子，灶台边有一碗青菜汤，就着吃了。那苕子淀粉含量丰富，吃在嘴里却难以咽下，只能一口汤一口汤就着吃。

小男孩的父亲在他三岁时伤逝，母亲拉扯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挣工分是这个小男孩幼小心灵中的梦想。小男孩并未备尝劳作的艰辛，总是在放学回家后，跟着大人们有样学样地做一些田间的农活。他很想用这点本领去挣工分，哪怕能挣一个工分，他都觉得自己长大了。

二

那个年代，生产队出工听钟声。小男孩听惯了村口每天出工的钟声。钟声一响，各家各户的劳动力就奔出家门，集体出工。然而，有一天，这个钟声一直都没有响起，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响起。

“妈，今天出工的钟声怎么一直没有敲响呢？”小男孩长大，已经上初中了。他一直盼望着长大，能够为家里挣工分，减轻母亲的负担。

“不用敲了。”母亲说。

“为什么呢？”小男孩扭着头问，很是不懂，他是听着钟声长大的。

“因为，田地都分到户了。”母亲说。

“分到户了？”小男孩一脸茫然，还是不解其意。

“是啊，分到户了，联产承包了。”母亲说。“以后你不用去挣工分，你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做好多事了。”

小男孩有点怅然若失，不能挣工分了，这怎么给家里减轻负担？

然而，母亲看来很高兴。小男孩不知道，母亲已经在心里盘算起来。母亲笑眯眯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小男孩说，现在家里承包有五六亩水田和一亩旱地，不用靠工分，就是自己好好地耕作，只要收成好，除去交公粮、余粮，每年的收成应该比吃大锅饭分到的口粮还要多，要不了两年，不仅可以还清欠别人的谷子、苕子，还可以卖一些，挣点钱补贴家用。母亲抚摸着小男孩的头说：“你读好你的书，妈妈就是再苦，也要让你们成人。”

小男孩挣工分的梦就这样破灭了。但对“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小男孩还是有点懵懵懂懂。

三

转眼，小男孩上高中了，已经成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去二十里外的镇上念书。

从未离开过家的小伙子，在高中宿舍住了一个星期，就忍不住想家了，几乎是发狂地想家。星期六最后一节课一上完，他就飞奔回家。到家时，已经是秋日的傍晚时分。

“妈，我回来了。”小伙子一到家就找妈。

没有人应声。

灶台上冒着热气，锅里饭是热的，是白米饭。

姐从猪舍喂猪回来，看到小伙子，说：“妈还在地里做事，趁天没黑，多干点活儿。妈让我回来先做饭，等你回家。”

天黑时分，一家人收工回家，姐早就把饭菜备好了。

“妈，怎么没有红苕？”小伙子端起一碗米饭。以前，都是弟弟吃米饭，其他人都啃红苕——这一个开学周，小伙子每天都是用饭盒在学校食堂蒸米饭吃，竟然想红苕吃。

“有米饭吃还想吃红苕。”姐说。“我们可是吃得反胃了。”

这一顿饭，小伙子吃得很饱，也很充实。自家菜园里摘的黄瓜、茄子、冬瓜、辣椒等，经过柴火的爆炒，很有家的味道。

那天，妈妈对孩子们说：“你有一双手，有几亩田地，还怕饿到吗？”

四

小男孩是幸运和幸福的，赶上了好时候，能够考到城里读书，不用挣工分了，当年的小男孩已在城里安家落户。但每次回老家，家里人总笑他竟然喜欢吃红苕，并特意在米饭里加一个红苕来煮。

从一锅苕里只蒸一小碗米饭，到一锅饭里只放一个红苕，引领着我们生活发展的，不正是出工钟声的停止和改革号角的吹响吗？小伙子似乎明白了，“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不就是把红苕变成白米饭吗？

每当忆起这一段往事，我的眼眶总是红红的——一个时代的变迁，总是刻录在一些点滴的细节中。当年的小男孩，绝不仅仅是我自己，而从啃红苕到稻谷满仓，也绝不只是这个小山村！我感恩时代，感恩时代的引领者！

（节选自201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