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店里的演出

老婆下了岗，在附近一所大学旁边开了家快餐店。本想混碗饭吃糊糊口，没承想生意竟甚是红火。整日忙得脚不离地的老婆便一直想让我辞职帮她，可我死要面子，只说考虑考虑。后来我也下岗了，只好就坡下驴，当起了小老板。

上班的第一天，习惯捧茶看报纸的我挨了老婆一通训斥，说我那里是上班干活儿啊，简直是旅游度假。可悠闲惯了，我是真不知道该干点啥好，便乍着手四处乱窜找活儿干，扰得小店里叮当乱响。老婆见我这样，只得摇头叹息，让我坐在桌前收账，还郑重其事地交代，两眼不许闲着啊，有些学生会趁热闹蹭白食。学生这么单纯也会干这个？我这么疑惑着，但没敢说出来，老婆那刀子嘴我可是领教够了。

经老婆一再提醒，我还真看出点门道来。是有那么几个，看来是老手了，专趁着人多人挤的时候来。他们的衣着很不一般，进店时自然熟练，不过眼神却不像别的学生那样去瞅炒的什么菜，而是观察人多不多，埋单那儿挤不挤。只要人多，他们饭菜没吃完也会立马放下碗筷，挤到门口，撕段餐巾纸，抽根牙签，心满意足地大摇大摆出门。这样的演出我看了两天便明白怎么回事了，第三天我开始实施行动。由于有了前两天的观察，我心里有底，瞬间就撕破了他们的伪装。这么一来，店里的秩序好多了。老婆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便由着我半躺着跷起二郎腿喝茶看小说。这样的悠闲是我没料到的，所以心宽体胖，我很快长出了肚腩有了赘肉，冒出了小老板的迹象。于是老婆便发牢骚，凭什么你可以当着老板而我却要累死累活地忙？知道老婆心里不平衡，我便从学校请了两个勤工俭学的女生来刷盘子洗碗，让老婆化了淡妆捧着瓜子当老板娘。

这天中午很热闹，生意和往常一样火爆。我正沉浸在一部小说的情节里时，老婆用在数钱的胳膊捅了我一下，说，又有蹭白食的了。我眯起近视眼，很快就找到了老婆示意的目标。这次有所不同，是个长相很清秀的男孩，估计他的性格应该是腼腆的，一招一式都显出初出道的稚嫩。他观察形势的时候头随着眼动，有些食不知味，很是犯怯。这是大忌，我有把握保证命中率，所以由着他表演。趁着一股人正多，他手脚有些不利索地丢了碗筷便往门口挤。这样的演技差得要命，所以老婆怒目圆睁，露出一副女屠户的架势，撸起袖子就要上去揪他。我制止了老婆的鲁莽，示意她看形势。那两个平时不知辛苦不计工钱的女学生打着掩护，一个反常地慢腾腾地收拾着碗筷，一个大声嚷嚷着安排新进来的几个学生落座。

这小子为什么蹭白食呢？看样子他绝不像以前那些油赖之徒。他的衣饰简单朴素，透着股土气和寒酸。他是家境贫寒，还是因为意外而手头拮据？我不敢确定，但我能确定的是他的自尊肯定像他的脸皮一样薄，吹阵风就能破成满地碎片。

干活的两个女学生我是知道的，学习成绩我是优中选优，家境情况我是差中选差。能让她俩这么努力帮忙的学生，应该不会差。不知老婆是发善心还是忘了有此事，一直和我有意无意地步调一致，好像成心忽视着这场拙劣的演出。

久了，那个男孩还来，虽不是天天，但称得上经常。我乐得在无聊的生活中有点事可想，便不自觉地更留心观察起他来。他的演技有进步，在走时已经可以不慌不忙，甚至记得撕段纸巾作掩饰。我在心里乐，为他的进步而欣慰。但我一直没拆穿他，是因为他清秀的外表还是因为他偶尔也会掏钱付账？我不知道，反正看着他和店里的两个女学生越来越显示出大学生自信的神韵时，我反倒莫名高兴起来。也许是我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吧。

有一晚一大帮学生在我的店里聚餐。他们喝了不少酒，听谈话才知道他们要毕业了。后来，他们大都醉了，抱头痛哭。那个男孩也在里面。他还是很腼腆的模样，但脸上的红晕已经不是羞涩而是酒晕了。

结账的时候我突然说，你们照顾了我几年的生意了，这顿酒算我请你们的。一帮人静了一下，哄然叫起好来。老婆拧了我一下，我没改口，我想我能做一次主。可那男孩摇晃着站了起来，手脚不协调地摆了过来，掏出一把零碎的票子，说，不，这顿酒说好我请的。

他们走了，男孩走在最后。稍低着头出了门后，我看见他停了停，挺直了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我知道他怎么想的，演出，终于结束了。

英 雄

立夏

他二十岁的时候，她正好十岁。

她坐在台下，晶亮的眸子映照出台上英武的他。

他是学校请来的英雄，笔挺的军装上一张黝黑却棱角分明的脸，因为激动透着健康的红晕。

他在台上大声地念着手中的演讲稿，只剩下三根手指的右手高高举起，如同一面灼目的旗帜。在一次实弹演习中，面对一颗滋滋作响的手榴弹，他毫不犹豫地拣起来扔向远

方，挽救了被吓呆的战友。

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蒙眬间，台上的他是那么高大英俊，连他那浓重的乡音都充满了亲切的味道。

“他真是个英雄，我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她在心里默默地想。

他三十岁的时候，她二十岁。

学校组织学生们去农村体验生活。

如果不是村干部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他曾经是个英雄，她是一丁点儿也认不出他了。

埋头在田里劳作的他跟其他的农民已没什么两样，披着一件灰扑扑的褂子，失却了红晕的脸还是那么黑，却变得暗沉。村干部介绍的时候，他憨憨地笑着，脸上，怎么也找不到十年前年轻的影子。

他坐在田头抽着烟卷，好几次她都想走过去跟他说几句话。看着烟头一明一灭，她终于还是没过去。

她实在想不出该对他说些什么。

他四十岁的时候，她三十岁。

他在她所在的城市摆了个摊，卖鸡蛋煎饼。五岁的女儿吵着要吃煎饼，她先认出了他的手，再抬头看他的脸，恍若隔世般，已然很陌生了。

女儿香甜地啃着煎饼，她的心却一直不能平静。她忍不住悄悄告诉女儿，卖煎饼的是一个英雄，女儿吵闹着，要去看英雄。

她带着女儿折回去，女儿仔细看着那只残缺的手，然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匆忙带着女儿离开，一边哄着女儿，一边回忆自己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只手，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只有深深的敬意。

她还记起来当时听完报告回到家，小小的她弯曲起两根手指，模仿三指的样子，想象着那种悲壮。

他五十岁的时候，她四十岁。

她在民政局混上了科长的位置，工作还算清闲，生活不好不坏。

当他在她办公室外面探头探脑的时候，她根本就没认出他，原来他是来申请追加困难补助的。

她给他倒了杯茶水，他受宠若惊地捧着，只会一迭声地说谢谢。她陪着他办完了所有手续，而他不知道为何受到如此礼遇，越发地惶恐不安，一个小时里说了不下五十声的谢谢。

望着他佝偻着背离开，她开始努力回想他年轻时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他真的曾经是个英雄吗？”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觉得那么茫然。

她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她在办公室喝着茶，翻着报纸，四十年前的他突然映入眼帘。犹如被雷击般，她手中的茶杯怦然落地。他在回乡的公交车上遇到伙劫匪，一车人只有他挺身而出，搏斗中，被刺数刀身亡。报道还提到，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年轻时他就曾因救人成为部队

里的英雄典型。那张穿着军装的年轻的照片，据说是他唯一的一张相片。

一瞬间，泪水又模糊了她的眼睛，恍如四十年前，小小的她坐在台下仰望。

飞翔的黄豆芽儿

我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了。

母亲烧过百天后，奶奶把她领进了家门。她的脸很像房前的向日葵，很圆很大，眼睛也大；穿着绿色的呢子衣服，上面用金线绣着俗艳的牡丹花，人显得有些虚胖。

她很不拿自己当外人，三下五除二扒掉我身上的衣服，我害羞地往后躲，她“嘎嘎”地笑：“躲啥躲，小屁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妈了。”她把我抱到大盆里，给我洗澡。很多很多的肥皂泡几乎给我洗掉一层皮，姐姐站在一旁冷冷地看。她去倒水时，姐姐说：“不许你管她叫妈!”我点点头。我们有事时叫她赵姨。

没几天，我就挨了她的打。她炒了黄豆芽儿，我不吃。她给我夹到碗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端起碗，把整碗饭倒进了泔水桶里。她伸手给了我一巴掌，骂：“你这败家孩子，你爸天天人不人鬼不鬼地挣那点儿钱，哪扛你这么败坏的？”

姐姐站在她面前，大声说：“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别以为谁不知道你是‘嫁死’的，我们老齐家的事，你少管。”

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白成了一张纸。

我问姐什么是“嫁死”，姐没说。没几天，我在邻居的嘴里知道了“嫁死”就是嫁过来时给买了一张保险，然后就盼着矿上出事，人一死，新娘就可以拿钱走人了。我听了，脊背发凉。

一个黄昏，矿上的警报尖锐地打断了各家各户刚刚升起的炊烟。她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回来时，脚步扭了麻花儿，不过，她没有像矿上那些女人那样哭天抢地，她的眼里没有泪。

她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也没人去管她。叔叔们说：“看着她点吧！”奶奶叹口气说：“算了，腿儿长在人家身上，要走要留随便吧。”第四天，她打开门，洗了整整一杆衣服。晚上，她包了很大很大的白菜包子，她说：“他走了，咱们的日子还得过 。”

放学回家，我看到院子里摆了两麻袋黄豆。她坐在桌子前挑豆子。我睡觉时，她哗啦哗啦地用水淘豆子。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生豆芽儿。”又补充一句：“卖了，挣点儿钱花。”

她伺候那些豆芽儿比伺候孩子还精心，一天不知要看上多少回。好多个晚上，我都被搬动盆子的声音惊醒。灯光下，她搬动大铝盆，给豆芽儿换水。那些豆芽儿像可爱的胖宝宝一样很富态。而她，如向日葵一样的脸却瘦了下去。

豆芽儿不知不觉就长长了。她用自行车驮出去，回来时，筐的大肚子就空了。没几日，豆芽儿筐不再空肚子了。满满地出去，满满地回来。她坐在院里长吁短叹，一遍又一遍让我帮着算再降多少钱合适。嘴里还叨咕着，人家咋能卖那么低的价钱呢?我说，该不是从秤上找了吧?我也给你的秤琢磨琢磨。她说，咱挣的是光明正大的辛苦钱，那样的缺德事咱不干。

豆芽儿被她送给左邻右舍，人家给钱，她死活不肯要，说，权当做个广告了。那些天，我看到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嘴角起了很大很大的水疱，像挂了两滴水。

没几日，豆芽儿筐又空了。她说，老二，你猜咋的？那些人生的豆芽用尿素，怪不得又长又压秤呢，今天全叫工商给查了。她说，这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坏了良心。

日子飞快地溜走了。她卖的豆芽儿在矿区很受欢迎，她的吆喝也很有意思，她不像别人光喊“豆芽儿”，而是喊：“老齐家豆芽儿！”

我从学校回家时，我常常碰上一个老实的男人在帮她搬麻袋，她让我叫蒋叔。我想，守了这些年，她对这个家也算够意思了。我跟姐姐说，赵姨要走，你别拦着。姐瞅了瞅她，没吭声。话是这样说，可每次回家时，我的心还是悬着。

她没走，风雨不误地生豆芽儿卖豆芽儿。矿上的人几乎家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地就要摆上一盘老齐家豆芽儿。

她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满满一瓶子鸡蛋酱，还带来一件新织的毛衣。她说“别省着，身体也要紧。”她走时，我注意到，她的鞋后面张了嘴，像一只滑稽的青蛙，每迈一步，它就张一下嘴，她穿的还是那件绿色的呢子衣服。衣服褪了色，剪烂的牡丹花被她用针细细密密地补上了。她到我们齐家十几年了，这件衣服还是她最好的衣服。低头看手里的毛衣，灰色的，很简单的针法，有好几处漏针的窟窿。

高考结束了，我背着行李卷儿回到矿区。家里空荡荡的。邻居说，老二，你赵姨去医院了。急忙往镇卫生院跑。一路上，我的泪不停地流。

她贫血，眼睛也不好，在卫生院躺了两天，就说什么也不住了。她说“那些豆芽儿烂根儿，就卖不出去了。”回到家，我说：“你指挥，我来弄。”不就是生豆芽儿卖豆芽吗？挑豆子，淘豆子，试温度。在卖之前，还要挑一次，把豆芽儿上的皮全都弄出去。挑豆芽儿皮很累眼睛，挑一会儿，眼睛就又酸又涩。我恍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眼睛总是流泪，为什么我的新毛衣，会织漏那么多针。我低下头，泪一滴滴落到豆芽儿上。

我干活儿，她就在一旁说陈年旧事。她说“老二啊，当年你姐说得没错，我是‘嫁死’的。那时候真是穷，连饭都吃不饱，我爹听人家说有这样给矿上做媳妇的，就托人给我介绍。他说，赌一把吧，命好，早点儿拿了钱，你弟能娶上媳妇，你也能再走个好人家。可是，你爸没了，回到这个院子，看到你们，我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

她咳个不停，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她捶背，泪流进我的嘴里，淡淡的苦涩里，却有一点儿温暖幸福流进了心里。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去了蒋叔家。那年夏天，矿区里的两大新闻，一是齐家二小子成了矿上第一个大学生。二是齐家姐弟给继母找了老伴儿。

喝喜酒的时候，矿长说，不容易啊，赵红霞愣是用黄豆芽儿让咱矿上飞出了凤凰。

我给她敬了杯酒，叫了声妈。夹了一筷子黄豆芽儿，吃进嘴里，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