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直接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2)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3)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应对网络暴力，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网络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社会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

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其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明确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促进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立场 。离开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就失去了价值准则。新发展理念的各个要素，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能否创新，关键在人。过去主要靠拼投入、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创新势在必行。实现创新，就要从注意物质资本转向重人力资本，从注重物的因素转向注重人的因素，通过充分激发和调动人的因素、激发人的活力，实现发展的动力转换。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健康的发展必然是协调发展。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协调，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协调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固然表现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协调，但更深层次的协调是利益协调。如果不能解决好利益协调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跨越。突出公平正义，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指向。

绿色发展主要是针对生态危机提出来的。生态危机，不仅指生态本身的危机，更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如果生态危机不解决，不要说经济持续发展，就连的生存都会面临巨大威胁。解除生态危机、推动绿色发展，必须实现一场“人的革命”。人因自然而生，人类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是开放发展；不是一般的开放，而是深度开放。开放发展理念并不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更重要的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来的。坚持开放发展，有利于互利共赢，增进人类福祉。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共享发展的理念是直接体现了人的价值指向，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也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基本理想。让全体人民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得到多方面需求的满足和多方面的发展，这是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摘编自丰子义《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了人学内涵》）

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自源文字（指由记录本民族语言而创制的文字系统）。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是汉字的萌芽阶段，甲骨文将“图符”改造整合而成最早的文字系统，随后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这些古文字，其构形基本上是“图绘式”的，大部分构形能与单字（词）所指的事物形态相联系，而构形所用的“线”，是为“图绘”而设的，故而粗细均匀。由图绘意识而形成的文字审美标准，亦以整齐、均衡、图案化为旨趣。

到了秦汉之际，隶书的出现使汉字由“线条”走向“笔划”，由象形性转向符号性，“图绘意识”逐渐转变为“书写意识”。书写的感觉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审美习惯，人们不再在意“图绘”的完美，而留意于“笔划”带来的点、线、面的变化，体验着“书写”带来的轻重疾徐的节奏动感之美。当然，构形之美仍然是被关注的重要成分，只是从具象转向了抽象。

汉字的抽象化第一次让书写有了写“意”的可能性，可以摆脱文字交际的负担而具有了抒情、审美的功能。笔划、笔顺带来的是与书法息息相关的笔法、笔势，这是书法艺术形成的基础。由篆到隶的古、今文字转变时期，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孕育期。隶书是对篆书的简化、解散和“放纵”；篆书相对于隶书乃有构形的严谨和图案化。

汉字发展到汉末魏晋，各种字体都已形成，加上大量的书写实践，汉字能够提供给书法艺术的造型元素已经相当丰富了，动、静各体均有。然而，将书法艺术推向更深更高一步的，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纸的大量应用。原来书契之材料，以竹、木、帛为主，帛物希价昂不易普及，竹木虽取之便宜，但因要成“册”（策），故必须成狭长之“简”，在简策上书字，必受形制局限而笔划不得伸展，帛受之影响也常常划以竖格或直接写成扁方之字，马王堆汉墓帛书可为证。此时，隶、章草之“笔划”已形成，在少数面积较大的“牍”上已可见放逸之笔，但终不自由。东汉至魏晋，制纸技术渐趋进步，当时一般官吏和民间已大量使用。没有纸，书写时“纵横驰骋”是不可想象的。及至晋人之行草书札传世，都折射了纸的运用对于“书写”的进一步解放并藉此扩展了书法抒情达意的功能。二是汉末魏晋，连年战争，世道混乱，人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即使门阀士族亦有生命短促之叹。汉代空前兴盛丰硕的哲学、艺术成就的继承者——魏晋士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常常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事实上，当时文人已经领略到生命就是一个时间段中对于“存在”的体验，所以，魏晋时凡文章、辞赋、诗歌，多有深沉幽旷之意，悲凉浩荡之气。“书写”乃文人日常之行为。敏锐的、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能从“书写”中领略到生命的律动与稍纵即逝，视每个字、每一笔划为生命与情感状态的记录。这种“书写”能够精微地将隐秘的心理活动忠实地记录下来，甚乎绘画与诗歌。无疑，这正是书法作为“艺术”的真正价值。

书法其实没有“古、今”，书法即为最“现代”的艺术；反之，以因袭为能事，书法只是过去的艺术、死亡的艺术。真正的书法艺术，在于以书法直抒胸臆、致力于艺术表现的观念和实践。

（节选自任平《书法：写意抒情方称美》）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职司、委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由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年，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嫌假他人之功。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制，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摘编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

年三十的私房菜

付春从城里回家时，爹和妈正在院子里剥玉米棒子。他们都没有发现身后的儿子付春。付春一声不吭地跨进院门，拎着大包小包进了自己的屋，放下行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爹和妈同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时间静止了两分钟后，付春透过掉了半块的玻璃窗听见爹说，“春，回来了？”妈马上站起身来，责怪爹说，“他爹，春都进屋了，还问？快去抱柴禾，我给儿子做吃的去。”付春拉起被角，捂在脸上，眼泪无声地流下。

付春在城里一家五星级酒店当厨师。付春的厨艺好，在这家酒店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间付春很少回乡下，五年的城市生活让他下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他甚至发誓要在这家酒店干一辈子。然而，没想到这家酒店自从去年易主后，因经营不善，一天比一天不景气，上个月彻底宣告破产。

失业这个月，付春把城里所有的饭店、酒店都找遍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一些有名气的饭店、酒店，都有自己稳定的厨师团队，就算人家缺人手，他进去也只能是个打杂的。太小的饭店，薪水太低，高不成，低不就，就把付春挤回乡下的家了。付春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繁花似锦的春天走进了寒风凌厉的冬天。付春想着想着睡着了。

“春，快起来吃饭了。”妈站在窗外，小心翼翼地喊付春，生怕声音大了，把儿子吓不见了似的，儿子已经有很久没回家了。

饭桌上的菜，都是付春打小就爱吃的菜：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汤是酸菜土豆汤，酸菜是妈自己腌的乡下常见的老酸菜。旁边是一锅刚焖好的玉米饭。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饭菜，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虽说都是些在付春看来上不了台面的菜，但味道却是出奇的好。

付春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爹和妈几乎一筷子未动，看着狼吞虎咽的付春，笑得嘴都合不拢。付春看着爹妈，抹着嘴回味着刚才的饭菜香味儿，突然脑子里像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门，付春兴奋地一连说了好几声“我怎么没想到呢”。爹和妈被付春整糊涂了，还没回过神来，付春已经拎着大包小包跑出院门了，爹和妈赶紧跟到院门外，说，“春，你这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回城里。”付春头也不回地说。

付春有足够的信心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他不再怕失业，这一切都源于妈做的饭菜。付春在吃了妈做的菜后，突然想到了时下城里流行的私房菜，他想，现在城里人吃饭店都吃腻了，我何不当一名专做私房菜的厨师呢？

很快，付春的私房菜就在城里闯出了名气，很多有钱人、领导都请付春到家里专门为他们做私房菜。尤其是每年的春节，付春更是分身乏术。

付春不断创新他的私房菜，几年后名声越来越大，钱也挣下不少，还在城里买了房子，拥有了城市户口。爹和妈不愿和他来城里，一直住在乡下的小土院，付春已经有好几个春节没回家陪父母过年了。每次爹妈打电话来，要他回家过年，付春都推托了。

今年年三十那天，有个搞建筑的大老板，给了付春很多钱，说是特意请付春去为他父母做一顿年夜饭。这位老板的爹妈一直住在乡下，老板有心想接爹妈去城里过年，也享享福，可是爹妈不来城里，老板只好回乡下陪父母过年。老板和爹妈说回去过年，两位老人又忙里忙外辛苦做饭菜，因此老板骗父母不回家过年，请付春去做私房菜的目的是想让父母过个不用操劳的年。

付春满口答应了，天快擦黑时，和老板一起赶到了老板乡下的父母家。没想到，他们推开门，首先映入眼前的竟然是一大桌子已经做好的饭菜，碗筷已摆好，就好像专等老板一到就开席似的。老板惊讶得合不拢嘴，不停地问两老怎么知道他要回来？

老板的爹说：“每年不管你回不回家过年，你妈都会把饭菜做好，万一你回家了，也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板的妈接着说，“这些都是你打小就爱吃的饭菜，在外面哪能吃到呢？”老板两眼含着泪，一把抱住了两位老人。

一直站在门口的付春看着这一家子，缓缓地掏出钱包，把钱悄悄地放在门边的桌上，轻轻地合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去了。绚丽的烟花爆竹在付春身后、头上此起彼伏地响着、盛开着。付春仿佛闻到了妈做的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还有酸菜土豆汤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