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睛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打完这盘台球

（法国）都德

仗已经打了两天。

这些兵士是在倾盆大而之下，背上背着背包度过这一宵的，因此都疲惫不堪。可是你看已经长长的三个钟点了，就任凭他们手扶着枪，在大道的积水滩里，被雨水渗透的田野烂泥里挨受着入骨的寒气。

那几尊大她，炮口向着丛林，好象在窥视什么东西；掩蔽起来的机枪牢牢瞄着天际，一切都准备齐全，只待进攻。总司令部却迟迟不下命令。

总司令部并不远，就是这座路易十三式的古堡，被而洗过的红砖在半山坡的矮树丛中闪闪发着光，平整的绿色漫草地央在两行盛开的盆花之间；小水池像一面镜子似的展开着，天鹅在里面游泳；一个极大的飞檐翘角的家禽窝的顶下，金黄色的野鸡和孔雀向树叶发着尖锐的鸣声，扑打着翅膀，开了屏；马在马厩里憩着。几个传令官或马弁穿着军便服在厨房附近摆来摆去，穿着红裤子的园丁拿着耙子在大庭院里安国地松散沙土。

饭厅的窗户都面临大门石阶开着，从窗口望进去，可以看见杯盘狼藉的饭桌：拔去塞子的酒瓶，暗淡无光的空酒杯，都憔悴地留在弄皱了的台布上。在隔壁屋子里，发出说话的语声、笑声、台球的滚动声、互相碰杯声。原来元帅正在打他那盘台球，元帅一打上台球，天塌下来他都不管，世上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他把这盒球打完。

打台球嘛！

这是这位伟大军人的癖好。他站在那里，严肃得跟身临战场一样，穿着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眼睛冒火，两颧通红；宴会，赌兴，酒意都催得他劲头十足。他的副官们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他，殷勤恭顺，他每打一球，他们便钦佩叹赏得五体投地。

跟元帅打台球的对手是一位参谋本部的矮小的大尉，他是打台球的第一把能手，能够把世界上的所有元帅打个落花流水，可是他懂得和他的长官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表示敬意的距离，他留着神不要打赢，可也不要输得太容易。他正是一位人们称为有前途的军官。“留神！小伙子！元帅已有了十五分，你是十分。应该照这样对付到底；对你的晋级来说，这比在外边跟那些人一起，让淹没大地的泉涌似的雨水浇着，用处大得多。”这大尉就这样心里默念着。

这盘球打得真精彩。象牙球滚来滚去，互相挨身擦过，两色交错着。突然，天上闪过一发炮弹的火光。一阵隆隆的响声震得玻璃颤动。大家都吓了一跳，焦虑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有元帅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他哈腰歪在台子上，正在琢磨一杆子“嘬球”的绝妙效果。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嘬球的效果！……

看！又是一片火光，紧跟着又是一片。大炮一发跟着一发，一发比一发快。副官们都奔到窗口。莫非普鲁士人真的进攻了？

“让他们攻吧！”元帅拿粉块擦着球杆头说，“该你啦，大尉。”

这时候骚乱更厉害了。大炮的震撼声中，还夹杂着机枪的哒哒声，排枪的连续不断的响声。从一片一片的浅草地里，升起一大片镶着黑边的红云。花园的尽头全部被照得通红。总司令部里开始惊慌起来。传令兵骑着马如飞地跑来。大家都要求见元帅。可元帅是见不着的。我不是对你们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他打完他那盘球吗？

“该你了，大尉。”

不过大尉有点心不在焉了。到底还是年纪太轻！你看他忘记了他玩的花样，连着打了两杆子好球，几乎要赢这盘球。这回，元帅可怒不可遏了，脸上显出惊奇和愤怒。正在这时，一匹跑得四蹄翻飞的马奔到了院子里。一个满身是泥的副官不顾卫兵的拦阻，一跳闯上了石阶：“元帅！元帅！……”

元帅无名火有八丈高，脸红得跟鸡冠一样，出现在窗口，手里还拿着球杆：“有什么事？……这成何体统？……难道这儿没有卫兵了？”“可是，元帅啊……”“好吧……回头再说……等我的命令，真他妈的！”窗子又使劲地关上了。等他的命令！

那些可怜人，正是在等候啊！没有人明白为什么待在那里毫无动作。一点办法没有。他们在等候命令……不过，死是无须等候命令的，于是这些人就整百整百地死去。从他们张开的伤口里，不声不响地流着法国的忠贞之血……台球室里，也异常紧张：元帅又领了先；可是那个小个儿大尉象狮子似地抵抗着。

十七分！十八分！十九分！

几乎来不及记分了。战争的声音越来越近。元帅只差一分了。炮弹已打到花园里。有一颗竟在水池上空爆炸了。镜面似的水四分五裂，一只天鹅在卷成漩涡的一大堆带血的羽毛里慌慌张张地游着。这是最后一声炮。

现在是一片沉寂。没有别的声响，只有雨点落在灌木上的声音，小土山下隐约的鼓声；在渗透雨水的路上还有一种有如羊群狂奔的踏步声……军队是完全垮了。

元帅打赢了他那盘球。

（有删改）

木头人与空碗

蔡怡

（1）一九七九年，刚刚开放不久，住在美国的我，就兴冲冲地想帮父亲找他失散了四十三年的家人。对我这个念头，一向被母亲讥为木头人的父亲，反应并不热烈，只木木地回应：“别麻烦了，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吧……”紧接着他在越洋电话中长叹一声，就不再言语了。我猜他又是眼神好遥远、好飘忽地望着无际的天空……父亲说他在十六岁时，也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跟着学校离开老家山东聊城，做起了流亡学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见过父母。

（2）“胜利后，你怎么不赶快回家呢？”听故事的我摇着父亲问。

（3）父亲回答：“我正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念大四，要先去南京校本部把书念完呀！”

（4）“那念完书后就赶快回家啊！”我焦急地说。

（5）“唉！谁知那时家乡成了个名词，回不去啦！”父亲继续说故事。

（6）“一九四六年秋天，我一到山东青岛，就焦急地打听聊城的消息，但家乡的消息根本传不出来。到了一九四七年底，听说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弃守，有位堂兄从聊城逃到济南，我就兼程由青岛赶去济南会面。但这堂兄劝我先别急着回去，因我去过重庆，恐会拖累家人。所以望着近在咫尺的聊城，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时，胶济铁路即将被拦腰切断，再耽搁就回不了青岛。当时真是急得我捶胸顿足、扼腕兴叹！但也只有一步一回头地上了回青岛的火车。”

（7）“那后来呢？”我急急追问父亲。

（8）“后来……谁料得到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会兵败如山倒？后来……不就和你妈逃到台湾来，就再也回不去啦！”

（9）故事就说到这儿，父亲长叹一声，不再言语了。他的眼神好遥远、好飘忽地望着无际的天空……虽然父亲不再言语，我却在他的眼神中读到他因一时犹豫所造成的锥心蚀骨的痛与自责。所以打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决心，将来要帮父亲找他的家人。

（10）一九八一年，我不顾父亲的木然，悄悄托人在山东聊城登起寻人启事。

（11）刚开始登报，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谁知半年后就收到了一封山东聊城蔡庄寄来的信。我拆信的手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信上捎来天大的好消息，说爷爷奶奶还活着，要父亲尽快回乡见上一面。我正要狂喜狂喊时，不经意瞄到信尾这自称是父亲堂侄儿的蔡宝意写的一行小字：我们这位堂叔本名应是蔡宝光，在家里还有一个等了他快一辈子的媳妇刘金娥……①看到这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身起鸡皮疙瘩，好似有无数的电流通过，上下不停地颤抖……颤抖……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明白，每次提起爷爷奶奶，父亲总是沉默不语、怅然长叹的原因了；也终于明白母亲总是讥讽父亲是个一个字儿也蹦不出来的“木头人”的苦闷。这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痛，加上隐瞒曾做小丈夫的苦，几十年来就像石磨般一再地蹂躏着父亲的心，也难怪他被折磨成木头人哪！

（12）这封家书，让父亲背上了对婚姻不忠的原罪，让母亲在一夕之间成了小娘，让父母原本就不和的婚姻掀起了滔天巨浪。我望着那满怀期待却闯下大祸的家书，不知心中该怨谁。

（13）发飙了一百多天的母亲终于安静下来。到底一九四八年初，父亲来到自家门口却没有进去，除了逃避内战，也为逃一桩他不要的婚姻。对婚姻，他早做了抉择，聪明的母亲该明白吧。

（14）于是我劝父亲赶快经美国转赴大陆探亲。但因台湾当局的严厉警告，父亲坚持不敢走这条线路，我们也只有眼巴巴地等到一九八七年，台湾当局终于开放两岸观光了，这才急吼吼地经香港、北京直奔山东聊城蔡庄。

（15）当一群小辈簇拥出来一个满面风霜，双脚被缠过又放开，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看起来比父亲大上十岁的乡下农妇时，父亲完全不认人地问：“你是谁啊？”那农妇沙哑着声，有些腼腆地说：“我是刘金娥啊！”父亲愣了一下，先看了母亲一眼，然后焦急地问她：“咱父亲母亲还活着吗？”刘金娥不答话，请大家走进屋里，往前一指，两张遗像赫然摆在供桌上，奇怪的是，供桌上还放着一个早就被岁月洗褪了釉的空碗。

（16）蔡庄的人是怕父亲不回来，才撒下瞒天大谎。原来爷爷早在廿年前就过世了，而奶奶是在一九八一年才撒手人寰的。②刘金娥说：“我们娘……”她怯生生地看了眼母亲，改口说，“你娘生前每次开饭，都要放这个空碗在桌上。说这碗是你当年，也就是你十六岁那年，有天夜里突然由学校回来，喝了碗小米粥的碗。你这一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完全没了音信。但你娘一直相信你还活着，她说你一定会活着回来看她的……”我大妈一面擦眼泪，一面指着供桌上和爷爷奶奶一起痴痴地等着父亲的那个空碗。

（17）一向言语不多的木头人父亲，终于在那个似曾相识的空碗面前完全崩溃了。他那忍了五十年的乡愁家恨，他那藏在心中五十年的自责与痛苦，终于像决了堤的黄河，一发不可收。只见他双腿慢慢跪了下来，望着他父母的遗像，号啕大哭……在我听来，父亲的哭声不是哭声，而是心灵深处那从未愈合的伤口，惨遭撕裂所发出的最痛苦的哀号，最愤怒的呐喊。但是，无论他怎样呐喊，又怎能唤回那五十年的岁月，那倚门而待、日日期盼的双眸，还有那两个心灵被扭曲的女人的青春？父亲心中的痛，是永远……也拔不出来了。

   深山来客

朱山坡

有一年夏天，洪水过后，镇上的人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背着一个女人走进电影院。

中年人是撑船从上游的支流鹿江来的。鹿江很长，它的源头是鹿山。对蛋镇上的人来说，鹿山既陌生又遥远。中年人长得高高瘦瘦的，脸膛比镇上男人的都白净，还显得比镇上的男人更斯文。人们不知道中年人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叫他鹿山人。背上的女人是他的妻子。鹿山人的妻子五官长得真好看，是一个美人，很年轻，但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浑身没有力气似的。

后来他们都知道了，鹿山人的妻子病得很重，来日无多。她的身世也很复杂，她是来自武汉的知青。鹿山来了十一个知青，到最后只有她一个人留了下来。武汉没有亲人了，她不愿意回去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和鹿山人好上了。

镇上的人几乎每个月都能见到一次鹿山人背着他的妻子来电影院。从河边到电影院的路上，鹿山人会不断地转过头来问背上的妻子：累不累？饿不饿？晕得厉害吗？妻子每次都是作出否定的回答，还不时给鹿山人擦汗，轻轻抚他的脸……蛋镇人把鹿山人当成了楷模，不少平时经常争吵的夫妇自从见识鹿山人之后竟然变得相敬如宾。

蛋镇人还把鹿山人夫妇当成了客人。每次女人们都主动凑上去，问鹿山人：这次又带什么山货给我们？她们往山货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一抢而光，扔下来的钱让鹿山人感到既惊喜又不安。她们更关心的是鹿山人的妻子。电影还没有开始时，她会坐在电影院墙脚下等。她们就围着她嘘寒问暖，有时给她递上一碗热粥，一杯热开水，或者一根冰棍。还有人给她塞鱼肝油、麦乳精甚至雪花膏，都被她婉拒了。

“你们不必为我们担心。鹿山，除了电影院，什么都有！”她苍白的脸上带着笑意。

鹿山人说：“她哪里也不愿意去，只喜欢看电影。只要看上一场电影，她就觉得病好了一大半。”大家都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因为，从电影院里出来后，鹿山人的妻子原来苍白的脸竟然变得有些绯红，耷拉着的头也抬了起来，尤其是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变得像野草叶尖上闪亮的露珠。

这天晌午，鹿山人背着妻子又来到了蛋镇电影院。却发现院门口海报墙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台风将至，今日停映。

妻子难掩失望，瘫软在鹿山人的背上，用力扯他的耳朵，责怪他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就不会错过电影。鹿山人不断地解释安慰。他的两只耳朵红彤彤的，都被扯裂了吧。

鹿山人背着妻子要走，却被妻子阻止了。

“我要看电影！”妻子像孩子撒娇似的说。

鹿山人说：“台风要来了，今天电影院不放电影。我们赶紧回家吧。”

妻子说：“可是，我们比台风先到呀。”

鹿山人说：“台风过后，我们再来。”

妻子说：“你害怕台风呀？你害怕回不了家呀？”

鹿山人沉默了。谁不害怕台风呀？台风来了，摧枯拉朽，地动山摇。还有暴雨、山洪，猛烈得惊心动魄。

妻子从鹿山人的背上挣扎下来，扶着墙挪步到电影院正门，伸手摸了摸“蛋镇电影院”的牌子，突然哀伤起来，竟掩面低声地抽泣。

鹿山人吃惊地问：“好好的，你为什么哭？”

妻子说：“我心里的悲苦，像台风，像鹿江，像山洪暴发。”

鹿山人知道妻子内心的悲苦，但她还是第一次说出来。平时，她从不埋怨，也从不哀叹，心里最难受、最绝望的时候，也只是对鹿山人说我想看一场电影。于是，鹿山人连夜准备，第二天一早便出发。这一次，是因为要收割最后的一亩庄稼而推迟了。

鹿山人也黯然神伤，向妻子保证说：“台风过后我们还来看电影，一个月看两场。”

妻子说：“我不等了，等不及了……我等不到台风过后了。”

风似乎越来越紧，天空中的云朵也变得慌乱起来。鹿山人不知道怎么说服妻子，只是俯下身子，试图让妻子爬到他的背上，可是她固执地拒绝了。鹿山人站起来，要抱她。她躲闪开了，双手抚着电影院的牌子，突然号啕大哭。那哭声如同山洪暴发，悲痛欲绝。路过的人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围过来劝慰她。

可是，谁也无法劝止她的哭。因为那不是一个孩子在哭，而是一个内心悲苦的人在宣泄。这个时候，电影院的老吴走了出来。“这是哪个龟孙子贴的告示？”他一把撕下自己亲手贴的告示，对鹿山人的妻子说，“今天照常放映！”

她的哭声戛然而止，用哀求的眼神将信将疑地盯着老吴。老吴让鹿山人背起妻子跟着他走进电影院。不一会，电影院里便传出片头曲的声音。

这次，鹿山人始终没有离开电影院一步，一直到电影结束，传来片尾曲的歌声，才进去把妻子背出来。

这一次，鹿山人妻子脸上的绯红色更加明显，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亢奋。她在他的背上仍兴致勃勃，热泪盈眶。那是电影带来的泪水。

这是蛋镇人最后一次见到鹿山人和他的妻子。

(摘自《芙蓉》2018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