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纸——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宣纸”作为纸张名词的出现，始于唐代。其时嗜画成癖的大理寺卿张彦远在他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提及，所指应是宣州宣城郡所产的贡纸。这是以产地为名的宣纸的由来说。

宣纸的制造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晋说、唐代说、宋代说、清代说各不相同，《中国宣纸史》著者曹天生认为，宣纸创始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代中期。曹氏的依据，出于《小岭曹氏宗谱》对宣纸生产的记载，以及明宣德年间所制造的皇室监制的加工纸——陈清款宣纸，即为青檀皮所制的真正的宣纸，其质量为其他种类纸所难以比拟，与宣德炉、宣德窑一样，被称之为“宣德纸”，这是宣纸的另一种命名方式。

宣纸与其他种类纸张之别，首在用料，即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沙田稻草为主要配料，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水质、药料，并使用特殊手工技艺而造出的宣纸，方能成为真宣。曹氏有据可查的推论有其道理，但也有疑问。如果说晋代便有楮皮纸、麻纸、竹纸等类似于宣纸的纸张诞生，其时所造之纸尚有新疆楼兰出土的“罗布淖尔纸”，甘肃武威出土的“旱滩坡纸”，以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魏晋时纸”，当然还有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中期的灞桥纸、马圈湾纸、居延纸等等，这些用不同原料造就的纸可谓年代久远，而最适于造纸并造出上好宣纸的青檀皮是久已有之的植物，为什么到明代才有人用来造纸？如果说宣纸是唯一以青檀皮为原料作为标志，那么，唐代的宣州贡纸是否均为青檀皮所造？其中是否有青檀皮纸？若有，则该是早年的真宣了。如果以小岭制造宣纸的写于宋元之交的《曹氏宗谱》作为宣纸创始的依据，恐怕有割断历史之嫌，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最佳宣纸即曹氏宣纸的创始期，而未见记载的或已难以查考的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在我看来，宣纸的创始期只能存疑，尚难以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宣纸制造所用为檀皮的韧皮纤维，纤维长度在一点七至三点七毫米之间，且百分之八十的纤维长度十分接近，因而成纸匀度好。电子显微镜下，人们发现其纤维细胞壁分布诸多细密且均匀的皱纹，与纤维长轴向平行，故宣纸着墨时，易留住笔痕、墨迹，淡墨与水会沿着皱纹沟槽向外逐步渗扩，形成不同层次；重笔时又自然分界，互不溶混，造成主体感；再加上规整的檀皮长纤维与草浆短纤维均匀交织，使水墨扩散均匀，无锯齿形辐射状态，正是这样的特征，鉴定了宣纸为中国书画的最佳用纸。在观赏一些中国画时，浓淡相宜，满纸云烟水汽，这是宣纸留住了水墨，渍渗晕染，生成空濛缥缈、淋漓尽致的气韵与妙境。真宣所用青檀，以泾县的皮质最好，且生在山石崎岖倾仄之间者，方为佳料。

宣纸的制造，于青檀皮和稻草的纸浆中，还需掺入杨桃藤（即猕猴桃）的汁液，被俗称为纸药、滑水。杨桃藤汁是纸浆中的悬浮剂，能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水中，让捞出的纸厚薄一致，结构紧密。

自然，宣纸的制造是离不开水的，泾县的泉水清醇洁净，浑浊度为零，四季长流，水的硬度低，水温低，故能使宣纸不惹灰尘，洁白度高，并能延长纸的寿命。所谓纸之“似玉雪者，水色所为也”。看来，真宣之所以在泾县的制造达到极致，是因其得天独厚，皖南山区特有的最佳青檀和稻草，纯净的泉水，适宜的气候，吸纳天地之灵气，承受日月之精华，加之人的聪明才智，安能不出绝无仅有的真宣！

（选自《人民日报》）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新的一年，人们渴望听到国际科技合作的交响曲。嫦娥四号探月之旅就传递出这样的喜人信息。嫦娥四号探测器上有中德合作的因子——搭载了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可对月球表面中子和其他粒子的辐射环境进行综合测量。配合嫦娥四号执行任务的中继星“鹊桥”，也扮演了给探月国际合作拉开新序幕的“大角色”——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频谱仪，来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试验，聆听低频宇宙之声，寻觅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密码。事实上，中国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真诚携手，一路同行。

（摘编自钟声《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赋能》，《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4日文章:随着中国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一个新的太空大国诞生（作者里克·诺克，胡青松译）

当中国在本周四宣布它已经成功将太空探测器若登陆在月球背面时，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突破。对北京来说，它不断拓展的太空探索版图也传递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次着陆。”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艾伦·达菲说道，“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技术已经达到何等卓越的程度。”

从科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成就令一些曾预言这一努力终将失败的人感到惊讶。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异常困难——月球背面从未朝向地球，由于月球的遮挡，月球背面的探器不能和地球直接进行无线电通信。但中国研究人员通过发射一颗中继卫星为月球车架起一座“鹊桥”。

2003年，当北京将第一位宇航员送入轨道时，西方观察人士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为了赶上美国和俄罗斯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但是，中国却不受任何干扰稳扎稳打地扩大太空探索版图。如今，美国和俄罗斯对太空探索的热情正在减弱。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早在其一流的太空事业登上全球头条之前，中国就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07年起中国就开始将目光转向月球背面，并研究未来可能的着陆地点。在某些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资金仍然较少，但中国的能力已与美国相当。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1月5日）

嫦娥四号任务实施了两次发射，2018年5月21日发射“鹊桥”号中继星；由“玉兔二号″巡视器和着陆器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于2018年12月8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9年1月3日顺利在月球背而预选区着陆，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月史上的第一行足迹，传回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摘編自《光明且报》2019年0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