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斑马

肖复兴

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黑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台阶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显得很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的人，一眼就能望见。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洋画片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泥玩具，多是些小动物，是王大爷自己捏的，涂上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欢迎。我常常一放学就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

王大爷那时五十多岁，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王大爷的东西很便宜，人们生活不富裕，因此他赚的钱也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将近三十，还没结婚，在铁路上开火车，和王大爷两口挤在一间房里。让他头疼的是儿子以后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

那一年寒假，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前玩。有一天，他在做玩具，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只小马吧。”他点点头。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捏出了只小马的样子。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说：“一色儿黑，不好看，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说。

第二天，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匹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小斑马，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很难过，百爪挠心，好像小斑马是我的，会被别人抢去。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

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天，小街上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七十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过甘肃，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

步步高升的人

（法）布洛克

“我们所需要的，”他边向我走来边说，“不是一支挖泥掘土的军队，而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我国人口太多，吃饭都成问题，再说将来也不会有战争了，德国皇帝是迷信和平的。”然后他便吹哨集合回营，因为他要乘10点52分的特别快车到巴黎去休假。

我第二次碰见波德纳夫是在发布战争动员令的第四天，这时他已升为中尉。他走过来把我拉到一旁：“杜邦先生，您来了，战争总算盼来了，我们早就做好准备工作了。我不是先知，可我想私下向您透露一句——不出半年，杜邦先生，您就会看到奇迹！”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以中士的身份随团开赴前线了，而他却仍然留在后方。

我第三次遇见他，是在一个村口。我们正在仓皇撤退，他的样子十分狼狈。我特意装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同他说话。“喂，中尉，该不该转移呢？”“应该转移，”他说，眼睛里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我们总算和这些匪徒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凑到我跟前说：“你知道吗？现在我已是团部运输队队长了。”这时突然传来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攻。”我想用话讽刺他一下，可是他早已无影无踪了。在这次反攻中，我因负伤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痊愈后被提升为少尉，归队后，在一个战壕里蹲了半个月。

当我们休整的时候，我第四次遇见了波德纳夫。他刚刚被提升为上尉，离开运输队去当连队指挥员，他看上去闷闷不乐。我俩走进一家小店，随便地喝了一点饮料。我离开了战壕，心情挺舒畅，但我又没法使他高兴起来。他问我隐蔽所是否坚固，然后举起酒杯，有气无力地和我碰了一下杯，说道：“有些人高谈进攻，简直是鬼迷心窍。”他说：“战争早点结束吧，我们都好重归故里。”

还没等休整完毕，他就升任少校了。一天晚上他来到前线，一头钻进一个牢固的隐蔽所里，就不出来了，只顾向连队索取有关工事、侦察情况之类的报表。

我第五次遇见他，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那是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战斗之后，我们刚刚换防下来。融雪使大地变得十分泥泞，波德纳夫为了了解宿营地的情况，比别人提前走了两天。

经过七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士兵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湿透了的小木屋，作为暂时栖息的场所。二月刺骨的寒风从板缝中钻进来。军官们住的地方比这也好不了多少。

波德纳夫从小屋里走出来，他那红色的裤子齐整地盖住了他的黑色油亮的皮鞋。他刚刚刮过胡子，从他屋内火炉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风中旋舞，他一见营地上混乱的情景，顿时举起拳头吼叫起来：

“罚长期劳役！值日官，罚长期劳役，听见了吗？”

在那列载着我回后方的火车上，我第六次遇见了波德纳夫。八天前，他率团刚一到达前沿阵地脑子就受了震动，被四个人抬着送了回来。全体兵士奋勇杀敌，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波德纳夫因而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和一枚奖章。我发现他脸色红润，一副欢快的样子，他亲切地对我说：

“我可怜的杜邦，你不是指挥官，不能判断情况。前几天我同师长谈了一次话，凡尔登是一个陷阱，德国鬼子的有生力量将在那里被全歼。我亲爱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保密的情况：只有一件事让总司令很恼火，那就是我们的炮太多了。”到维希车站下车时，他愉快地和我握手告别。他要在那休养三个月。

然而他的兴趣在前线，就是在参谋部中工作也可以。两年半后，我又遇见了他，这已是我们的第七次见面了。这时他已是军部办事处的主任了，我是去办公事的。面对他那四道金线的袖章，左肩上的彩色绶带，以及胸前挂满的各种勋章，我的两道粗线袖章显得黯然无色。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的好朋友，我真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必要停止战争呢？而且还同意和敌人停战。让他们得到喘气的机会，再卷土重来。更有甚者是，贝当竟然下达了开课的命令，想把我们都变成小学教师。”

“是这样，长官。团长派我来正是为了了解一下具体要求。友军英国人已组织了一些有益的活动。他们在训练修配工，培养电气工人，还开办了农业、法语、簿记等各种学习班，用高薪聘来了一些教师，并且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职业介绍所，为在此地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介绍工作。”

他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好心的杜邦，这就是你无法根除的非军人的意识。说实在的，你从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有删改)

铁圈

索洛杜布

他咧开没有牙齿的嘴朝那小孩微笑着，心里不禁产生了嫉妒，心想：“这种玩意没有意思。”嫉妒又转而变成了烦恼。于是他回到工作的地方——一家他从幼年起一直工作到现在的工厂。

那小孩边跑边笑追逐铁圈的情景萦绕在他的脑际，不管机器声多么嘈杂，他都忘不了那个孩子和铁圈，晚上也总梦见他们。

这个老头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妇人，他也有一个铁圈和滚铁圈的棒子，他也在穿着白裤衩滚着铁圈玩耍。

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做着同样的梦。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老头在街上看见一个从旧木桶上掉下来的又大又脏的铁箍。老头高兴得发抖，昏花的老眼流下了泪水。一种意外的，几乎没有想过的愿望进入了他的心灵。他小心地朝四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捡起那个铁箍，虽然他面带笑容，但还是不大好意思把它拿回家去。

铁箍在老头家破旧的房子里放了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因为这个肮脏的铁箍对他是个安慰，使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幸福的小男孩，终于变得更加真实了。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当城里树上的鸟正叫得比往常更加欢快的时候， 老头早早起了床，洗漱完毕，便拿着他捡来的铁箍出了城。

老头折下一根干树枝穿上铁箍。

他眼前展现出一片明亮寂静的田野，青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老头突然用那根树枝做成的木棒滚起铁箍来，铁箍轻松地在田野里滚动，老头跟在后面跑，他笑逐颜开， 像那个跟着铁圈跑的小男孩一样，有时也将木棒高高地举过头去。

可是没人看见他，也没人听见他。②他尽情地玩够了之后，平安无事地走回城去，嘴角上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

他感到欣慰，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自己也曾一度做了小孩，由亲爱的妈妈照看着，在树荫下的青草地上嬉戏笑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