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②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③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④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⑤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⑥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李美皆

①当文学创作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技术分析，文学批评可以进行火候时长的测量控制的时候，其实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被消解了。所以，面对技术当道的评论话语，我不能不发问：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②文学首先是感性的、通往心灵的东西，一部作品出现了，它或多或少打动了你内心的某个点，你对它有感觉，你对它有话说，才能形成批评。没有这一基本前提，批评家的技术再精湛，都是不适用因而无效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首先具备读者的审美水准，再来着眼复杂深奥的批评。如果没有前者却强行切入后者，那就好比还不会走就想跑。真不能想当然地断定批评家都具备了一个合格读者的水准，有的或许懂文学，但转头去写评论又是另一回事，好像一个死魂灵附体，所操持的话语体系令其离文学骤然远去。这样的批评和批评家是没有灵魂且毫无魅力的，甚至蹩脚或自欺欺人，很难与作品和作家形成声气相通或彼此激发的良性互动。文学创作是灵动的，文学批评也不该是一张死硬的驴皮。评论家自身懂得人心和人性、具备文学的审美和评判能力，是真正好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③我不认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行当，其实经常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批评远远当不了创作的家。有时甚至是鸡同鸭讲，那就不如不讲。有哪个作家是看着批评的风向标去写作的呢？那他可能不是一个好作家。中国文学的高峰，都不是由于批评的先遣而出现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甚至还不明确小说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差异，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误判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当下批评主要的误判不是批判错了，而是表扬错了。有人担心批评家批判错了挫伤了作家积极性的严重后果，但我认为更需要担心的是表扬错了的严重后果。即便真是批判错了，也大可不必恐慌，想想看，既然再怎么拔高的赞美都不会使作家愤怒，就说明他们抗赞美的能力是很强的，心态是不错的，内心是坚强的，那么，略微有点假以辞色的批判，也不至于使他们瞬间脆弱下来以至于一蹶不振吧？拿出五分之一抗赞美的能力来抗批判，绰绰有余了。既然错误的赞美不会使作家愤怒，错误的批判理应不至于使他们不快。

④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也在经历着大浪淘沙的考验，不必担心，是金子，终究会留下来的。关于如何批评以及如何引导批评，太多急于找出真理的探讨反而可能导致迷失“本心”，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必焦虑。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在荣格看来，原型是超个人意识的，是人类集体意识的财富。这是就原型的整体存在形式而言，而对于形式的意味却不尽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文化发展环境，必然赋予原型模式以不同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是兴与象。《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最古老的理论概括。兴象系统那些富于联系富于传统的象征物，正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原型模式。

关于象，《易·系辞上》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下》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的本质是“见”，是具体的形象的，而最终归结为艺术的意象与哲学的抽象。象实际上是把对事物运动发展的理性思维，寄托于客观的物象的表现，因为现象界比理性世界有更为广阔的表现语言。

象是一种哲学的表现方式，而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最为流行的观点是朱熹《诗集传》所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按照朱熹的解释，兴是“引起所咏之词”，那么它为何不去直言，却偏要来个“先言他物”呢？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谓：“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钟嵘《诗品·总论》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兴要“依微以拟议”，“文已尽而意有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而必须有意味，这种意味与形式的统一就是象征。

在前人关于兴与象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二者的逻辑联系。象要“拟诸形容”，用最简单的物象涵盖最广泛的物质世界的演变规律，而兴则要“托事于物”，用最基本的形象素材去表现最复杂的感情世界。虽然象与兴一个抽象为哲学的阐发，一个升华为情感的表现，但二者在截取那些物理事实来作为自己意象阐发的媒介时，就不能不从传统出发，情感与哲理的阐发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形式，而是富有意味的文化系统。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达到了统一。闻一多《说鱼》一文认为：“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有《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但“隐”，并不是完全让人听不懂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因为隐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民族心理条件下，隐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兴与象已构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原型系统，《易》之象《诗》之兴所运用的那些表情达意的自然之物，凝聚着上古人类赋予它的最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样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象系统便同西方现代的原型批评理论取得了理论上的一致性。

（摘编自傅道彬《兴与象——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

说起梅花

我出生的那一天，家门前的梅花初绽，据说是朱砂梅，很美，家人就给我取名“梅”。父亲自小教我古诗，关于梅花的诗很多，到现在我还能一口气背出很多，如“冰雪林中著此身，不与桃李混芳尘”、“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我最喜欢曹雪芹的“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虽知道这名字极美，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时，又觉得难以启齿，太俗了，取这个名字的人太多，声音听起来也闷声闷气的，对这个名字的尴尬，一直不能释怀，到美国后就马上给自己取了一个雅致的英文名字，以为总可以脱俗了，不料一些好事的西方人非要知道我的中文名字。

记得第一次有个墨西哥人问我名宇，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是梅，他又问“梅”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一种花，那人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什么花。我突然张口结舌起来，记得梅花翻译成英语是plum，就是李子，迟疑了一下，就说plum。那人噢了一声，就不再问了，显然他对这个答很失望。

第二次一个美国人问起梅花，我接受上次的教训，不再说李子花，就启发他说，是一种花，中国最美的花，你猜猜看。那人就说“是玫瑰花”。我有点失望，进一步启发说，这种花，很美，在冬天开放，中国人最喜欢，经常把它们画成画挂墙上，写进诗里。那人想了想说：“是牡丹吧，牡丹又大又美，我看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挂着牡丹花。而且牡丹是我唯一认识的中国花。”

我一听又没有希望了，也难怪，很少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何况一种花草。我说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他似乎被我感动了，突然对梅来了兴趣。

这胖胖的老美认真起来，有一天他突然跑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苏菲，我找到了梅，结一种酸酸的果子，是可以做色拉醋的，很好吃。”我讶然了，是的，有些梅是可以结果子的。大多花草有艳花者无果实，有美实者无艳花，难得梅两者俱美，梅的美不仅是果实，这老美只知道吃。

第三个问的是意大利人，是搞音乐的，我想这人是有艺术感受力的，反正他没见过梅花，就信口开河起来。我说梅花是中国最美的花，有几千年的栽培史。梅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冰心。中国人倾心于梅的很多，清朝曾有位叫陈介眉的官人，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立即丢官弃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狂奔至杭州，“何物关心归思急，孤山开遍早梅花”。还有一个叫林和靖的，有一天独自欣赏梅花时，一下子被梅花的神姿吸引了，从此入孤山种梅花，一辈子没有下山，以梅花为妻。那人睁大了眼睛问：“真的吗？”“真的。”我说，他有一首写梅花的诗，在所有写梅花的诗中独占鳌头，无人能比。“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彩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脱口而出。如果你读了这诗，看了这梅，你一定能作出美的乐曲，中国有名曲《梅花三弄》，你可以写出“梅花四弄”。

从此，那人每次见我，必问梅的消息。一天被逼无奈，我就从网上找出梅花的照片与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墨梅》。那人端详半天，说：“很像桃花嘛！枯瘦的桃花，还有黑色的，很稀有的颜色。”我不再想解释那是墨梅，也不想再说梅花的美就在于疏、瘦、清、斜。

显然这位艺术家也误解了梅花。我怎么才能告诉他在万木萧瑟、大雪压境的冬天，忽然看到一树梅花迎雪吐艳时，那种惊心动魄？怎么才能告诉他，千年老梅，铁枝铜干，如枯若死，一夜风雪后，突然琼枝吐艳，那种绝处逢生的沧桑感？怎么才能告诉他，当你为情所困，辗转反侧时，突然一股梅香袭来，幽幽而来，又悄然而去，那种神魂颠倒？梅花的美是摄人魂魄的。如果赏梅在淡云、晓日、薄寒、细雨，或小桥、清溪、明窗、疏篱，再加上诗酒横琴，林间吹笛，这时候你很难再做凡人，梅花是人间尤物，人间与仙境的使者。

有一次和一个日本人闲聊，不知怎么就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国花，他异常兴奋，竟说得泪花点点。我也不由自主又谈起梅花，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说的我不太懂，我相信我说的他也不懂，有一点是相通的——对一种花的深入灵魂的热爱。

梅花，几千年的书香缭绕得骨清魂香，几千年的诗心陶冶得如此美丽。中国人心里千回百转的梅魂，在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中焕发出独异的魅力，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