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

——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李文初

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开始的。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在汉代，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理论批评都未曾挣脱经学的束缚，奉命文学、帮闲文学乃是文学发展的主潮，作家缺乏创作的独立自主精神，艺术上的追求和新变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汉人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和探讨，大体上还停留在文学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政治教化）的关系上，至于文学自身的艺术法则和创作规律，人们还很少顾及，一偶有涉猎，也多是只言片语之谈，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概念的清晰度。真正探讨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专论，那是到魏晋时才有的事。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因为艺术的创造，从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创作主体的相对自由，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发展。这一点，只有历史的车轮进入魏晋之后才有可能。

风靡魏晋南朝数百年之久的玄学，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价值作更深层的理性审视，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确认理想的人格就在于人自身展示出来的智慧和风采。魏晋风度，其实就是标榜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潇洒。

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无论文学理论批评或是文学创作，都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文学的这种主体精神表现在对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审视和思考，使魏晋文学成就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志”和“情”两个概念，常常是交织和相通的，但儒家诗教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对诗歌的感情问题认识不多。儒家这种诗教观对于汉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起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汉末社会大动荡，儒家思想失控带来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的抒情功能才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直至魏晋南北朝五言抒情诗绝唱时代，不正是因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附庸，致使文学主体精神长期被压而做出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反弹吗？

魏晋以前，诗歌表现的空间基本上还限于社会生活的领域；魏晋以后，诗歌突破原有的范围，将艺术触角伸向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界，山水诗和其他山水文学的兴起，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辟出了一片大展才情的新天地，实现了中国文学史的一次大突破。这种巨大突破，其实也只有在人的个体意识大觉醒，文学主体精神得到弘扬的历史氛围中才能实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构成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博大精深的总体，尤其是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蕴涵的某种独特艺术精神，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色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魏晋，正是接受老庄哲学的启发、暗示，并结合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譬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引起广泛注意的言意、形神关系的研讨和论争，虽然焦点仍在哲学或思想的领域，但对当时的美学和文艺创作的震撼也是不可低估的。

（有删改）

大明湖畔稼轩祠

泉琴

大明湖南岸有一静肃小院。小院周围，绿树红花，参差披拂，如诗如画。

踏着一条青石板路缓步来到小院正门，举目望时，只见门框上方高悬一匾额，上书“辛稼轩纪念祠”。原来，这一片就是大明湖公园新八景之一的“稼轩悠韵”。辛弃疾和李清照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词人，并称为“二安”。巧的是，他们都是济南人。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济南人对“二安”热爱有加，他们在趵突泉公园建立了李清照纪念祠，又在大明湖景区改建了稼轩祠。

酷爱辛词的我早就熟知辛弃疾是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大英雄。22岁时，他就拉起了义军队伍，跃马横刀，勇闯敌营，活捉叛将。这时，耳畔似乎响起了哒哒的马蹄声。这马蹄声是从辛词里跑来的吧？亦或是从古代宝剑的寒光里迸射而来？受了这朦胧的诱惑，我便掏钱买了门票，匆匆走进了这古典素雅的三进院落。一进院里，墨香阵阵的东西厢房首先吸引了我。墙壁上挂着的都是一些与辛词有关的名人字画。辛词的名头大，有些警句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加之，他的词风粗犷豪放，具有浓浓的爱国情操。后世之人，皆喜欢临摹他的名词佳句来陶冶情操。展柜里陈列的是各种版本的辛词以及研究成果。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既然带不走这些古籍，带走某些文字的片段，回去赏读一番，也会别有情趣。

第二进院落的过厅里，居中兀立一块造型别致的太湖石。这是一道障景。一览无遗的风景总是令人觉得肤浅宽泛，推花扶柳，绕石穿山，才是增添自然界悬念的不二法门。果然，太湖石旁有一棵古槐，绿叶幽幽，遮天蔽日。这一石一树，一动一静，倒也充溢着和谐之道。

绕过太湖石，出现了祠堂的第三进院落，这就是主体建筑辛公的纪念堂。文能惊天，武能动地，这种卓越的才能奠定了辛公在历史上独特的地位。我端正了下帽子，抬腿迈进纪念堂的大门，迎面就是一手握书，一手持剑的辛公铜塑雕像。辛公的眼睛炯炯有神：直视前方。这凛凛风姿大概就是当年征战沙场时的真实写照吧！

辛公的背后，悬挂一大型匾额。书写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我一时竟认不出内容。好在自已背诵过不少辛词，根据几个容易辨识的字体，倒也顺理成章连成了稼轩长短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日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是辛词中脍炙人口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作者写壮词以寄陈同甫，是因为他和陈同甫有着同样的遭遇，同病相怜，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

站在塑像面前，我暗自嗟叹，也暗自庆幸。嗟叹辛公作为男儿，骨子里的那种固有的忠君爱民思想，却不为所用，以致壮志难酬，郁郁而终。庆幸辛公在逆境中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化悲痛为诗词，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辉煌壮丽的篇章。

看罢明湖美景，原路返回。经过第二进院落的时候，才发现刚才急忙忙去拜谒辛公，竟然没注意到此处有个西跨院。西跨院有一间大厅堂，名为“停云堂”。

堂内挂了一些名人书法，皆是金钩银划、美不胜收的辛词精品。恰好有一对年轻人在内参观，只见他们冲着某幅字画朗吟道：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这一曲《水龙吟》是辛公血和泪的心声。他登临高处，不是为了游赏美景，而是为了叩问苍天，发出心底的声声怒吼。可是，就算辛公把栏杆拍遍，拍得手心冒汗，也无人懂得他那忧国忧民之情思啊！我肃立着沉浸在辛词的恢宏意境里和辛公的思想碰撞，进而交织，让蒙尘的心灵进行一次彻底的荡涤。

离开祠堂时，恰是夕阳西下。回望“稼轩悠韵”，祠堂周围此时蒙上了一层飘缈的云纱。 那是历史的尘烟吗？真希望有那么一匹悍马，自遥远的古代穿越到这人间盛境，背上驮载着持剑的辛公，马蹄声声，由远而近，响彻寰宇……

（有删改）

要流行不要脑残

阿达

①一首没有歌词的“神曲”《忐忑》突然蹿红，令人始料不及，包括龚琳娜本身。顺理成章，遵循一般商业逻辑，打铁要趁热，获利要趁红，龚琳娜遂与其夫老锣顺势而为乘风破浪，一鼓作气连作几首新“神曲”，什么《法海你不懂爱》啦，《金箍棒》啦，用反复循环的歌词加简单的肢体语言，让人进入催眠状态而“自愿学唱”。哪怕你觉得不胜其扰，但由于神曲具有“自动开启循环模式”的功能，你终因挥之不去而被迫“洗耳”。“洗耳”之后就是“洗脑”——人的本能会让你变得“脑残”：哦，既然神曲只是想让咱们过过嘴瘾，那就不妨练练嘴皮子，“俺老孙住花果山，寻得宝贝如意金箍棒巴嘎棒巴嘎棒巴嘎咦嘎棒……”好，一场“全民洗脑”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②对于“神曲”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中看到“音乐家的底蕴”，有人从中发现“流行的奥秘”。作为一种艺术尝试，无论优缺点如何，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但是当龚琳娜夫妇在“新民歌”道路上从“至雅”转型到“至俗”之后，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追捧它，明知其“脑残”依然乐颠颠去消费它，那么，这难道是民族音乐乃至民族文化的“正途”吗？因“脑残体”而激发的流行，让全民浸淫在充满感官刺激的庸俗文化中娱乐至死，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③流行不等于庸俗，这是毫无疑问的。经典也会流行，或者是曾经的流行。 。

④解剖“神曲”，不是为了质疑龚琳娜夫妇，而是为了反思隐藏其后的文化生态和俗众心理。为什么“脑残体”极易赢得拥趸？为什么会“越脑残越流行”？当这种现象出现时，是趁机“发脑残财”，还是优化“脑残体”，使之增添文化含量，找到流行文化的密码，打造优秀的流行文化，这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⑤事实上，“脑残体”的神曲也并非所向披靡，一灵百灵。与有一定艺术含量的《忐忑》相比，龚琳娜后来的新神曲并没有那么火爆和受追捧，当你想用恶俗讨好观众时，其实低估了观众的智商。你把观众想象成一群弱智，故意降低难度，刻意迎合，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炼成神曲，有偶然因素和运气因素，如想回回得手，只能适度开发“脑残”因素，用之过度，就会品位下滑，最后的效果南辕北辙。

⑥要流行不要脑残。为优秀的“流行”建立标杆，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和责任。当流行借助脑残，不分青红皂白泥沙俱下时，不妨记住专家的告诫：转基因的食品千万慎食！

（节选自《上海采风》）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有异曲同，土之妙，说表现为各类文化丰富多彩，也意味着每一种文化要不断创新发展。文化创新不同于熊彼特意义上的科技变革的迭代“破坏”，也不会是一个创新代替或贬抑另一个创新。每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创新都是一次人类创造力的礼赞和丰富。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励精图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硬实力”大国强国，但文化意义上的“软实力”尚不足以匹配这样的国际性大国强国。  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亟待更加自信而有活力的文化价值支撑，需要不断满足国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需要凝聚全球华人的价值共识，需要参与国际文明对话，需要为全人类贡献文艺创造力。文化创新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策略。

文化创新要有文化传承的担当。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基本价值、生活方式及发展模式感同身受的热爱与关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创新。文艺创作上所谓“民族即世界”的共识背景就是上述理念的形象表述。中国的文艺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接续文脉，树立中国文艺精神，以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智慧与情怀，讲好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的中国故事。

文化创新要有文化实践的自觉。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是特定人类共同体长期生活的沿袭积淀。曾经的文明盛绩固然是令人向往和骄傲的文化记忆，但文化从来都应该是鲜活的、不断生长着的。文化创新其实就是对于不断发生着的文化实践的尊重和提炼，文化的创新从来都是那些具有深厚生活体味同时又能敏感地感知社会生活变化并加以艺术化处理的人们的成就。中国正在经历着独特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与多种思潮的激荡融合态势。深入其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审视、分析并表现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有意义的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要有多元融合的包容。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厚道包容是化解文明冲突、促进社会融合、激发文艺繁荣的关键。历史上每一个多元文明融汇的时代都是文艺创造的高峰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此，唐宋时期如此，元明时期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亦如此。当前，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型时期，一方面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定力，另一方面也要有欣赏并拥抱多样性文化的大国气度。中国文艺的繁荣，既需要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的耕耘努力，也需要敞开怀抱吸纳一切热爱中国文化、关注中国实践的国际人士投身中国文化内容的创新。比如，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国际电影工作者参与到了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在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化程度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电影的创造力。

不失自我，不拘一格，在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文化定当别开生面，促进人类多样性文化生态繁荣兴盛。

  （摘编自魏鹏举《文化创新的本质是自信而多样》）

（本社讯(记者袁于飞)）我国2000年建成了北斗导航实验系统,这是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告诉记者,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是一个区域系统,由三颗卫星提供区域内的定位服务。虽然只有三颗卫星,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上定位也可达到二三十米的精度,它是一个双向定位系统。双向授时,可以达到20纳秒,比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授时精度要高,GPS承诺的是50纳秒。还有短报文功能,短消息可发60字,利用双向通信的特点进行调制。”刘经南说,“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建立以后,在大地震、泥石流等救灾过程中得到应用检验,比如汶川大地震中的救灾。在海洋渔业中也有很多用途,比如位置监控、安全救援。它可以与地面移动通信进行互联互通。北斗的船舶入网当时已经有5万多个,手机用户10万余个。”

现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是北斗二代卫星系统,它由14颗卫星组成。刘经南表示,北斗导航系统在亚太地区内导航系统标准服务的定位精度在10米左右。同时,它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提高定位导航服务的精度,达3米左右。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它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一次可以发送120字,并可与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进行互通。

“卫星上天,重点在于应用,我国北斗卫星系统可用性和连续性指标超99.9%。”刘经南介绍,“2012年底,第二代北斗卫星系统正式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运行4年多来,系统保持了连续运行,可用性指标实际上达到了99.99%以上,连续性达到了99.986%。”

“我国北斗的应用非常广泛,现在主要在汽车领域大规模应用,涉及汽车制造业、汽车电子制造业、车载信息服务商,还有面向智能交通的设备制造业及服务商。北斗将来还可跟用户的车辆定位需求结合起来。”刘经南举例说,现在装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交通运输车辆约有380万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万量级,车辆运营状态都可以实时上传至互联网上,实现实时监测。

“‘互联网+’时代,卫星数据在云端,用户在网上,北斗卫星系统与新兴信息网络系统跨界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刘经南表示,北斗位置服务将实现跨界融合,包括跨系统融合、跨地域融合等。

刘经南说:“我国将重点推动‘互联网+北斗’的空间位置服务产业。比如北斗系统与蓝牙、宽带移动互联网、有线互联网、窄带物联网等融合,使北斗时空信息传输更快、位置更精确、图像更清晰、用法更巧妙。有了北斗系统,我国的无人驾驶也可能加快实现。”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6日)

2012年4月30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双星”,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中国第十二、第十三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顺利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北斗二代作为我国服务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已成为代表中国的国家名片: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是世界上第三个提供运行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可服务5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北斗系统是联合国确认的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北斗已进入国际海事、国际民航和国际移动通信组织标准体系,国际主流的手机芯片已支持北斗功能……“稳步推进北斗系统走出去”,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规划,北斗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合作项目,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摘自《经济日报》2017年2月3日)

2月21日,88岁的孙家栋院士在北京燃气集团考察时表示,北斗二代应用和北斗产业化在面临着新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最佳历史机遇期,中国的北斗在北京市政公用领域的应用不断突破,为开创北斗“天上好用,地上用好”新格局做出了贡献。

北京燃气集团总经理表示,3年多来,北京燃气集团将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引入到施工管理、运行、泄漏及防腐层检测、应急抢险等各领域和环节,极大地强化了燃气管网管理的精细度和深入度,从本质上提高了管网建设和运营的能力。

北斗系统将于2018年率先覆盖“一带一路”国家,2020年覆盖全球。随着北斗组网的推进,下游行业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当前,卫星导航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北斗+”时代正在到来。

(选自人民网《孙家栋院士:北斗应用迎来最佳历史机遇期》201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