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天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五代人的俗语，透露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于天堂的理解。

传统中国人理解的天堂不在彼岸，不在来世，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苏州、杭州这些地方。这与西方文化虚构的天堂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天堂是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所创造的生活世界中。这个天堂在20世纪被抛弃了。19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触发的普遍灾难，令中国对自己曾经创造过的传统和生活世界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传统中国在漫长的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生活天堂也岌岌可危了。

现代化改变了世界。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被现代化了，过去的中国天堂是“道法自然”的产物，今日的中国天堂是“拿来主义”的产物。但有一点继承了中国传统，就是，人们依然企图在大地上创造此岸的中国天堂。

昔日，中国世界创造天堂的时候，它考虑的是如何安身、安心。心不是虚构的，心是大地和人的存在所赋予的。人随遇而安，在大地上安下来，这是人的天然使命。西方创造的现代化不是安心的，而是为了生存的，西方的心安放在教堂中。所以西方所设计的现代化世界与中国人对天堂的理解不同，西方设计的现代化不是“安心”，而是契约、规范、控制、守则、标准。它是反自然的。传统中国理解的天堂是栖居，它重视的是人与天地神的关系。现代化却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建筑”，或者说是“筑居”，它是想当然的产物。现代化为中国带来了实用的筑居，但没有带来心。心是来自故乡大地的东西，心是无法一夜之间构筑出来的，心是在漫长的传统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在西方，人们拥有现代化的时候，也同时拥有教堂。而在中国，心不是在教堂里。心是八月十五的明月，是大年初一的梅花，是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说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就是寄托中国心灵的上帝。现代主义设计了最先进的电梯和巨大的玻璃橱窗，却没有为“吾与子之所共适”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留下位置，这决不是所谓“园林景观设计”所能解决的。

天堂是什么？它是栖居之所，是能够向人们提供存在意义的安放心灵的地方。

中国的精神、形而上无形地暗藏在家中，只是在这个分裂的时代才凸显出来，现代化令中国上帝显出面目。英国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样和》>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这话不无道理。

（1）詹明信在《文本的意识心态》中，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罗兰·巴特的《S/Z》，换句话说，是该书为詹明信提供了文本意识形态的样本。法国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著作《S/Z》中以慢镜头拍摄的方式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所作的文本分析，将《萨拉辛》全文（中文译本有两万多字）分解为五百六十一个语段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五百六十一帧画面），之所以划分得如此细密，巴特是想告诉读者，文本是怎样一帧一帧地编织而成的。

（2）如果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作品，那么一部作品是由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等几大要素构成，批评家要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剧作思想的设置等方面来讨论作品，如果以形式主义方法来读解，则要关注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喻和暗喻，或者陌生化效果等等，这些都不是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当然作为结构主义大师的巴特，也不想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文本，他发明了诸多语码，来缝合这一文本，因此这五百六十一个单位尽管长短不一（一个单位既可以是一个词汇或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一段对话，或者是长长的段落），但是每个单位至少包含着一个或多个语码。巴特将这些语码总共归纳为五种：意素语码、文化语码、象征语码、阐释语码和选择行为语码（或者称之为情节语码），并逐词、逐句或逐段来阐释这些语码在文本中各自的功能。

（3）那什么是语码？语码不同于语义，所谓语码可以看成是对语义的诱导和归类，詹明信认为，罗兰·巴特的“语码”是从信息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即我们可理解为一种语码基本对应某一种信息的类型，如文化语码“有点像格言式的智慧或对普遍的行为、事件和生活的常识的仓房，当需要某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它就会被说出来”。而意素语码（即人的语码）则指向人物的性格特征。

（4）罗兰·巴特的意思是，文学文本之所以能产生的意义，不是因为读者通过文本读到了现实生活，而是文本中的那些语码作用于我们的理解习惯，使读者以为自己把握了现实生活。詹明信解释道，现实主义的叙述并非是话语天生具有的结构，而是某种视觉上的幻像，是由某些作为“符号”在起作用的细节产生出来的所谓真实效果。联想到现代小说，詹明信认为，“现代文学对情节的抛弃被更好地理解为对旧的叙述组成结构的抛弃”。

（5）传统的维持美学上整体性的文学批评，被文本的语码（或者符码）化解析所取代，即文本的重心由审美性被信息性所取代。倘若说文学作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审美性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文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传递一定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如此，文本不是围绕着某个先在的核心意义而耸立，而是在具体的编织过程中形成（文本在语源上就有编织的意思）。如果说，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的，那么文本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特定的语码之上的，特定的语码传递特定的信息，所有的文本在信息面前具有某种平等性。

（6）其实这种语码划分方式既能解析《萨拉辛》，也能解析其他小说，或者其他非虚构作品。詹明信既然称之为“文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这种解析方式不仅应用于文学，对文学以外的文本，如历史的、新闻的、或社会学的文本均可适用，进一步可适用于一切叙事文本。

昔人常言：礼有经亦有权。权是变，经是不变。这句话或许可借用以表明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走过的历程——有变有不变。

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成不变则意味着断裂，意味着死亡。堪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古老文明，不是已成陈迹，便是蜕为另外一种文化。唯有中国文化是延续数千年，既不中断亦未面目全非。这就是有变有不变的结果。有变才能发展，有不变才能维持其本来精髓。一成不变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文化变的是什么呢？从物质方面说，中国人的衣食往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流行胡饭胡床了。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此谁变得都快。至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音乐舞蹈，盛唐时就既有胡琴又有胡旋舞，且全都来自西域。不变的具体是指什么呢？是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双书·地理志》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尽管一变再变，但变到“道”就不再往下变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在中国都只是器。只有深层的心态文化才是道。严复从青年时代起就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中年以后名声如日中天，却始终以未中科举为恨；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但却照旧蓄辫子赞小脚，都不变其中国人的心态。无论是孔子捶胸顿足的礼崩乐坏，无论是曾国藩哀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道都没有变。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特点之一并非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历来的看法，恰恰相反，是以万变来成其不变，以表层的万变来维持核心的不变。

尽管中国的地理背景相对孤立，但数千年来仍然与东西洋都有着绵绵不绝的交往。与外来文化交流就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的结果往往是将外来文化同化于中国文化，而不是使中国文化同化于外来文化，同化的过程简直是不露痕迹。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第二特点是要变人为己，而不变己为人，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只是将其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本土化为中国模样的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远不是简单的“有容乃大”——这样说只强调容纳百川，而忽视其受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变化，难怪费正清因此而产生“冲击—反应”的模式——而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过程或者可称之为“有变乃恒”。

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我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敢就说十分清楚，恐怕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式是述而不作，是著书不如抄书。自认述而不作的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提倡著书不如抄书的是清代实学的开山祖，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大人物，但却都认为自己毫无创新，仅只沿袭成说而已。他们的思想或许表明了中国文化寓变于不变之中的特点。

（选自周振鹤《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

养鸭人

筱敏

⑴乡村，还留着这一面驯顺的池塘。养鸭人来到这里。

⑵绿意慵倦，旧年相熟的苔草，刚进入夏季就衰老了，倒伏着，瑟缩着。听凭车辙和鞋印碾过去，踏过去。桥架起来了，于是有车，楼宇竖起来了，于是有并不荷锄而出的人。风已经是反季节的了，带着金属尖利的呼啸，从池塘上空划过的时候，池塘就梦魇一般的痉挛一下。

⑶夏季很冗长。公路是棕红色的，如一道鲜活的擦痕，切割着水湄笔直而去，又笔直地切割了远方的山脚。那道棕红色的擦痕也很冗长。

⑷走了比乡愁更漫长的路，养鸭人在这里搭起他的席棚。把骨节粗大的手掌拢在眉际，并非为着遮住乡野暴烈的日光，却是为着遮住都市声浪的日渐近逼。在每一个遍体尘土的傍晚，他次第收缩自己的视线，如同次第收缩对世界的幻想。

⑸当鸭群在晨间欣然醒来，摇摆着扑入池塘中嬉戏的时候，那种生之欢愉是如此饱满。暗影在席棚之下，而日光尽情倾下。池塘在欢愉中绽开，苔草在欢愉中青润，绿水中是银亮的光斑和洁白的羽翎。只有养鸭人知道，苔草和鸭群都只存活一季。生之欢愉是没有未来的欢愉。

⑹故乡已经不可触摸，他是漂流的，漫无目的地漂流了一季，又漂流了一季。因为远方总是好的。而当远方也被挤迫着慵倦并且沉落的时候，究竟有什么可以长存？席棚的日夜都是低矮的，漂流者是低矮的，夜里靠近哪一盏灯，才能确切地感觉到其实还很健壮的自身？

⑺月亮如儿时一样升起来了，橙黄色，很瘦弱，一言不发，却依然带着一个奔月那样明亮的关于远方的故事。远处的山更浑糊了，近处的山更沉重了。目力所及的每一座楼房都紧闭着，只留下几方如月光一样橙黄得黯淡的玻璃。鸭群睡了，而虫鸣仍在，儿时一样的清越，在仅存的水湄和苔草之中。又有一股带着金属气味的风划过，月亮就在池塘里痉挛了一下，望之令人心惊。

⑻忽然他开始喊叫——

⑼“……啊！——啊，啊……——啊……”

⑽像是呼唤，也像是抒情。于是夜空中有了一种裂帛似的回声。然而没有人能听懂这外乡人的语音。

⑾鸭群惊着了。忽啦啦一阵张皇的扑翼，逃亡似的纷纷扑入水中，然而池塘依旧惺忪。远远的黑暗中传来几声狗吠，很困倦的。没有一扇门就此打开，回应他的嘶叫。

⑿于是，一切复又平静，或许世界上还有未曾撕碎也未经证实的远方的故事。此刻，那故事也必定栖在夜色之中。

⒀养鸭人就枕着那故事睡着了。

⒁他当然不会梦见，将近一百年前有一位名叫卢森堡的女人是怎样做着关于池塘的梦。这位曾经使整个欧洲为之惊厥为之歌哭的女人，这位曾使整个世界为之侧目为之摇曳的女人，一次再次地梦见自己是一个乡村的牧鹅女，赤足走在露水深重的苔藓上，于是世界不再存在，只余了她默默地照看绿水，照看水中银亮的光斑和洁白的羽翎。那面有着月光的池塘对于她太遥远太遥远了，那是一个无法撕碎也无法证实的远方的故事，她是枕着这个故事逝去的。

⒂假如养鸭人在梦中与她相遇，他能不能领她去找远方的乡村？

（选自《血脉的回想》，有删节）

①20世纪30年代以后，相声界的一些造诣深厚且有远见卓识的前辈艺术家，致力于相声的净化和改革，才使它得以从底层大众的通俗艺术成为全民雅俗共赏的喜剧艺术，由姿态低到尘埃的“玩艺儿”提升为铁肩担道义的“语言艺术”。经历了文革的停滞期和改革开放后的高潮期，通过广播、电视传播，马季、姜昆等优秀艺术家将相声领进了传统说唱艺术的殿堂，相声在大众娱乐和影视领域里，独领风骚几十年。

②当下的相声渐渐回归市场运行的轨道，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恢复了“传统”，但是我们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并不意味着“做旧”，坚持传统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式的故伎重演，我们被唤醒的文化记忆绝不意味着曾被否定的糟粕卷土重来，秉持现代文明的心灵绝不允许一夜退回旧社会，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死灰复燃和暗渡陈仓。遗憾的是，一些小剧场舞台、电视选秀节目明星导师云集，在对年轻相声演员的引导中，低俗代替了通俗，欲望代替了希望，感官刺激代替了娱乐享受。

③讽刺和嘲笑是相声的功能，也是相声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无论是侯宝林净化语言而追求品位，还是刘宝瑞洞察世态人心的韵味，甚或是马三立的“自嘲”式的冷幽默，都是接地气的，直面民生的，传递正能量的。但近年来由于受西方“腐文化”的影响，一些演员表演暧昧、语言隐晦、做派轻佻，一些人以炒作刷流量，台风骚、浪、贱，迎合粉丝追星，阳刚之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娘娘腔、表情包，搔首弄姿，令人作呕。

④相声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病在对传统相声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却对糟粕的“痈疽”趋之若鹜：低俗的语言和笑料使我们的生活愈加鄙俗化，傻子般的“愚乐”降低了观众的智商水平，腐化糜烂的表演使观众陷进感官刺激泥沼不能自拔，“碎片化拼凑”破坏了相声艺术的整体美感，降低了欣赏的品位，失去了韵味的咀嚼。观众们正在用不满的、质疑的目光审视着相声。

⑤面对广大观众的质疑，相声该何去何从？《淮南子·泰族训》说：“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相声和其它传统艺术一样，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重拾当年侯宝林、启明茶社、相声改进小组等“说文明相声、干净相声”的主张，维护相声生态文明，清除精神“雾霾”，还相声“绿水青山”，让相声对得起“语言艺术”这个誉称。

（节选自2018年8月《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