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学以词为极盛，其艺术成就亦最突出，因而被誉为“时代文学”。词调今存八百余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宋代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存两万余首。宋词的作家作品的数目与唐诗相比约少一半，若与宋诗相比则少得更多。这是因为词体文学样式的“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故创作起来比诗困难得多。它是倚声而作的，要求作者精通音律，否则便可能遭到“不当行”之讥，而那种不谐音律的作品就被视为“句读不葺之诗”了。所以像词这样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

词之为时代文学，虽然因体性的局限，不可能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获得重大的意义，但仍有不少言志遣怀、登临怀古、感时伤世或歌颂升平的题材，也有表达林泉逸兴、善良祝愿、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尤其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发出了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为一股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的潮流。

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恋情的。我们对于这部分作品应当怎样认识呢？我以为应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各个时代的人们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与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见到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还可以见到一种很真实的时代精神。

宋人多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表现心灵的颤动，歌颂甜蜜的幸福。正因宋人在词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新的规律，词才成为时代文学的。在艳科题材里，作者流露了真实情感，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这类作品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宋人许多春愁闺怨与离别相思之作，虽然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敢于向阻碍获取幸福的社会因素斗争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并不坚决，没有付出最大的代价，结成的是苦涩的果实，留下了永生的遗憾。他们幽会时总是“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他们注定缘悭分浅，“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他们魂牵梦绕，再见无期，“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只得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为慰藉；他们往往辛酸地饮下人生这杯苦酒，“到头难灭景中情”，未了今生，亦不希望于来生，因为“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从这里可见到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精神生活的压抑与不幸。因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宋代词人是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而高唱胜利之歌的。

词为艳科，这是由词体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概括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里表现得鲜明而深刻。

（原文有删改）

①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古代交通工具一般只有两类：一类是陆路的车马，一类是水路的舟船。正如南朝梁江淹在《别赋》中所写：“船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古代送别诗词中出现的“长亭”和“南浦”意象，就与运用这两类交通工具出行密切相关。

②秦汉时期，自两京始，在车马所行的官道两旁，已经开始设置邮亭与驿站。邮、亭、驿的设置在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说“邮，行书舍也”，可见邮是负责递送文书的机构。而《汉官旧仪》中记载“亭长持三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盗”之语，可见亭的职能是抓捕奸盗。驿站的设置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古代制度，驿的功能主要是递送朝廷文书或为朝廷任命的使者和官僚提供上任与出使的旅行服务。邮、亭、驿三者有区别也是有联系的，功能上有太多的重合，故有邮亭、邮驿、驿亭等复称。北周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说“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大多是文学家夸张之词，而非实录。《汉官旧仪》所载“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并言邮亭相去“仅二里半”，汉代也未曾付之实施，这么密集的邮亭，得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朝廷与民间的负担又是多少，可想而知。但长亭短驿，在中国古代交通体制中确实长期存在。《说郛》中记载了宋人一首打油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这首打油诗就道出了中原地带有“长亭短驿”这样一个事实。

③古代诗人们在南方写的诗词和在北方写的诗词，其所选用的意象形成的意象群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古代送别诗词中，这种差异同样存在。南方作家所写的送别诗词，长亭、短亭、阳关、古道等意象，相对较少。如《楚辞》中，“长亭”“短亭”等意象的用例几乎没有；相反，与河流相关的“浦”或“南浦”的意象却极为常见。这种现象，与中国南北不同的地理特征紧密相连。

④屈原是南方诗人的代表，其赋中多见“浦”字，《九歌》中有“望涔阳之极浦”之语，《离骚》中也有“送美人兮南浦”之句。对于“浦”，《说文解字》解释说浦，水滨也。”《风土记》说大水小口别通为浦。”这里有大小河道分流处，理所当然成为舟船停泊之所。“南浦”是什么时候开始演变为水路送别诗中比较固定的意象，据初步考察，或与屈原的“送美人兮南浦”这一名言有很大关系。但使“南浦”这一意象和送别情怀形成比较固定联系的，完全得力于南北朝诗人。如江淹《别赋》中说“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谢朓《送远曲》诗中也有“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的诗句。唐诗宋词中，“南浦”意象俯拾皆是，王维《送别》诗曰：“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诗曰：“南浦登楼不见君，君今罢官在何处？”柳永《倾杯》词曰：“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诗人承继屈原这一手法，不断将离愁别绪的文化因子，添加到“南浦”之上，以致使“南浦”这一意象成为送别之地的代名词。李贺《黄头郎》诗曰：“黄头郎，捞拢去不归。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清人王琦注曰：“南浦，送别之地。”叶葱奇也注曰：“古人送别之地多称南浦。”

（节选自2015《古典文学常识》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