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尊

周海亮

那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日子。

他失去工作，粮尽弹竭。他认为城市里，纵是一条狗也比他活得幸福。因为狗可以乞讨，他不能。因为狗没有尊严，他有。

他开始拣垃圾。纸箱、啤酒瓶、香烟壳、食品包装袋……所有能够换成钱的东西。在夜里，当他将头深深探进臭气熏天的垃圾箱，他泪流满面。

只要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他还是那个骄傲的年轻人。他的领带会打起漂亮的结，他的西装口袋里会插着洁净的手绢，他的皮鞋，一尘不染。

他把六个垃圾箱在租住的小区里一字排开，夜里，他像一条落魄的狗。

每天都有收获。其中一个垃圾箱，更是一个富饶的宝藏。那里面有成箱的空易拉罐、成捆的旧杂志、奇形

怪状的玻璃瓶……每天晚上，这些东西会在垃圾箱里静静地等着他，然后，待第二天，它们就会变成馒头和咸菜，让他有力气在这个城市里继续奔走。

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似乎，这些东西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它们总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现，它们摆放整齐，就像夜市上精心摆置的小摊。夜里他偷偷观察，果然见到一个男人将一包“垃圾”规规矩矩地放好，然后躲到远处，静静等待。

他感激那个男人，可是他有被伤害的感觉。强烈的自尊心让他想放弃那些东西，强烈的饥俄感又让他一次次将那些东西拣回来，然后变成馒头、咸菜……他暗想，假如他将来发达了，一定要回来好好感谢这个男人。

后来他真的发达了，资产足以买下一条街。他想到了报恩。

他回到当初租住的小区，见到了那个男人。

他知道，现在的那个男人，生活得并不容易。

似乎那个家至少二十年没有装修，地板翘起了角，水龙头“嘀嗒嘀嗒”地滴着水。老式的家用电器，老式的厨房用具，老式的沙发和桌椅，男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十几年以前。

他说：“我知道那些东西是您故意放进垃圾箱的。我知道当初，您在顾及我的自尊。”

“是的，我在顾及你的自尊。”男人说那时我生活得尚好，可以送你一点多余的东西。它们虽不值钱，但也许可以帮你撑日子。”

“您的确帮我撑过了那段日子。”他说，“如果没有您的暗中相助，我也许早就回到了乡下。那么现在，我就不再是一个企业家……”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男人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

他笑笑，说：“这些年，我过得并不容易。您知道，白手起家，这有多难……”

“你不是白手起家。”男人说我知道那个花瓶即使在当时，也最少值十万。”

“花瓶?”

“是啊。”男人说你离开的前一天，我在给你收拾废品的时候，将那个花瓶也装进塑料袋，放进垃圾箱。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个花瓶能值那么多钱，否则我也不会把它当成废品……”

“可是我没有拣到花瓶……”

“你拣到了。”男人说我亲眼见你拣起那个塑料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元朝的花瓶，值很多钱…… 你肯定也知道……那么独特的花瓶，你不会当它是一件废品……”

“可是我真的没有拣到花瓶。”他说，“如果拣到了，如果我知道它很值钱，我会还给您的……”

“你不会。”

“我会。”

“那你为什么第二天就搬走?”

“因为我找到了工作……要住集体宿舍。”

“那你怎么会发达了？”

“两年以后我与朋友合伙，赚了点钱。然后我开始单飞，资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谁信？你白手起家，这么短的时间就腰缠万贯，谁信？你卖掉了那个元朝的花瓶……”

他盯着那个男人，突然产生出一种厌恶并且愤怒的感觉。很显然，那个男人记错了。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男人放进垃圾箱里的那个塑料袋里，根本没有花瓶。他绝不会漏掉。那段时间，每一天，他都将那个臭哄哄的垃圾箱翻个底朝天。

“真的没有花瓶。”他说，“我没拣到你的花瓶。”

“你不必害怕，我不会跟你要的。再说花瓶早被你卖掉了，还怎么要?”男人说，“可是你不承认，就不对了。现在我生活得很落魄……前几年下岗，做生意，赔光了家底，贷款……老婆也跑了……近来我常想，假如那一天，我没有把那个花瓶送给你，该是另外一种生活吧……”

他低下头，不再说话。本来他带了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也许远远超过那个花瓶的价值——如果男人真的有那样一个花瓶的话，然而最终，他没有拿出那笔钱。

他认为没有必要。他不想将那笔钱送给男人。他离开。走到门口，他扭头，认真地对男人说：“你的确伤害了我的自尊。却不是以前，而是现在。”

（有删改）

公民是个普世的概念

⑴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公民？因为他或她，不能当臣民，也不能做“顺民”。

⑵在中国，“公民”意识的缺位，来自沿袭千百年的臣民、顺民、子民观念。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经历了从“子民”到“国民”的进步；然后又从“国民”改入“人民”的行列，一圈圈转磨，却滋生出更多的顺民、愚民甚至于“文革”暴民。虽然“公民”一词自建国始已进入国家宪法，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一步看似近在咫尺，历经近一个世纪仍然步履艰难。

⑶翻开“五四”的页面，一批文化精英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凭借独立思考之理性精神，勇于探索社会出路之责任意识，积极投入到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中。当时无论是工商界的罢市罢工，还是各个阶层的抵制日货行动，甚至是底层劳动者抗击自身卑微地位的斗争，整个社会都在试图寻求“独立人格”与“个性解放”。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以青年知识精英为首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责任等意识，实际已悄然在社会肌理中生根发芽，“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具备。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实质正脱胎于“五四”。

⑷然而，由于战乱、运动、传统惯性等种种原因，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发达，一直不足以影响政府决策，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也一直没有完成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根本转换。近几年，“五四”所倡导的公民精神终于获得了成长的机会。2007年，政治学者俞可平以一句常识性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名震四海；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阐述中国市场上国营、民营、外资三股力量在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对公民社会成长产生的积极作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因为“反乙肝歧视”，当选为“2009年度中国十大法制人物”……

⑸是的，他们都是公民。作为公民，地位有高下，名气有大小，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相同的。我很佩服两位中国公民：韩寒与郝劲松。作家韩寒积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智慧的言说和理性的态度，树立了一个公民样板，“公民韩寒”成为一个蕴含着青春和寄托了希望的流行称谓。作为法律工作者，公民郝劲松挥舞“法律斧头”，以“不服从”的劲头，勇敢地站出来，依法理性维权，成为一个“勇于用法护法的公民”表率。一位网友说：“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对民意的谦卑，正是公民社会一个获得理性光照的公民的高贵举止。”

⑹公民要“说话”。公民表达是为了公共利益。作家鄢烈山把自己的写作称为“公民写作”，说“首先得把自己当成公民，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摄影师卢广用照片“说话”，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呼吁政府与民众保护环境；中国绿眼睛保护组织，以“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为使命，用眼睛“说话”。2009年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行动”被视为公民用行动“说话”、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这一事件最终获得了多赢的局面：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和环保意识，媒体坚守了新闻操守，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空间和潜力，也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并逐渐成长起来。

⑺公民是人，公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应该是尊重公民权利、公民自我做主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而“身体维权”，则是2009年公民在尊严遭践踏、利益被侵害的时候，公民以一己之力绝地反击的一曲悲歌。无论是工人张海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最终推动了职业病相关法规改良；还是司机孙中界为尊严一怒断指表清白，揭开上海钓鱼案黑幕，无不显示公民维护个人尊严和权利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当下中国社会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

⑻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底盘，而“公民”本身更是一个普世的概念。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首位变性人阿曼达·辛普森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高级技术顾问。是啊，变性人也是人，也是公民，也有平等参政的权利。公民社会，哪有那么多的身份禁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