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讯 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易规模持续增长，增速呈下降上升再到不断下降的趋势。

在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荆楚方言的最初原型。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考察荆州方言中的许多原型词汇，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如《离骚》中“朝发韧于苍梧兮”的“韧”（阻车之木），“及年岁之未晏兮”的“晏”（晚）等等，仍然在今天的荆沙方言中使用。这些都足以说明荆州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特定的区域环境因素。由于荆沙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延续发展起来的，其词汇在历史的传承中，有自身的系统性。几乎所有普通话词汇，都在荆州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如天道（天气），袱子（手巾），訍（约、邀请），地噶（一点点），黑汗水流（汗流浃背）等。

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许多次移民，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新发展。

武王伐纣之时，楚国有先人名为“熊绎”者，起于今天的香溪河畔的秭归，参与了武王伐纣的壮举。周王封熊绎管辖今秭归、宜昌、远安、兴山等若干县市，熊绎苦心经营，筚路蓝缕，逐渐壮大，因秭归是大山区，加之巴国正强盛，不好发展，所以终于走出秭归大山区，来到沮漳河平原，即远安一带，约历二十君后，又在西周末年迁至今之江陵。由于以上原因，今天的秭归、兴山、宜昌、枝江、远安、荆门、当阳及荆州区大部分居民的口音尾音多带卷舌，如“鸡”称为“鸡得儿”，“猪”称为“猪得儿”。这些地方深受古楚语的影响。

楚国消亡，代之以秦汉，汉时天门、京山、潜江、石首、公安等以荆州口音为主，荆州市所辖的江陵县，即沙市东区以外，都是汉话，即荆楚底层方言。

南北朝时，时局动荡达五百多年，民族融合，陕西、安徽流户分别大量进入钟祥、松滋侨立为县，唐代安史之乱，导致荆南人口上十倍增长，元末明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又有“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移。

清朝顺治年间，清军（满族旗人）驻防荆州时，于荆州城里筑一道贯通南北的城墙，将荆州城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城大而西城小，汉人居西城，满人居东城。这种分城而居，异族又不通婚的方式，造成了语言上的封闭状态，直到民国前，荆州满族人的语言，一直不受干扰地保留下来，在东城形成一个“北京话方言岛”，从而与属西南官话的荆州西城的荆州方言形成鲜明对照。

辛亥革命后，荆州城分城而居的局面被打破，满族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折。“东边腔”不由自主地向荆州方言靠拢，到解放后，“东边腔”已不复存在，现在60岁以下的满族人，讲的已是一口标准的荆州方言了。

明清之时，资本主义已萌芽，商业发达。沙市，武汉等为长江天然良港，南来北往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沙市为长江九大码头之一，沙市市尤为繁荣。武汉、四川客商云集于此，西南官话（即今四川话）统治一时，人们总以口音定身份。

抗战之时，民国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话”的流行加速了“荆沙腔”的发展。沙市靠近码头，“武汉”及“四川”味当然比城内要浓一些，至今如此，这是荆州城话与沙市话的区别。所有这些由政治、军事、社会动荡或变革产生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移民现象，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外方言的交流与互渗，使之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远古楚人的方言而呈现出“南北兼容”的多样化的特点。

总之，方言是历史的产物，相信随着信息共享的实现，人口的不断融合以及交通、通讯的发展，全国一盘棋的形成，方言最终会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保存下去。

(黄晓南《浅议荆州方言的演变》)

鼻子底下就是路

张晓风

⑴走下地下铁，只见中环车站人潮汹涌，是名副其实的“潮”，一波复一波，一涛叠一涛。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铁里，香港开始得晚，做得非常壮观利落，但车站也的确大，搞不好明明要走出去的却偏偏会走回来。

⑵我站住，盘算一番，要去找个人来问话。虽然满车站都是人，但我问路自有精挑细选的原则。

⑶第一，此人必须慈眉善目，犯不上问路找凶神恶煞之人。

⑷第二，此人走路速度必须不徐不疾，走得太快的人，你一句话没说完，他已窜到十公尺外去了，问了等于白问。

⑸第三，如果能碰到一对夫妇或情侣最好，一方面“一箭双雕”，两个人里面至少总有一个会知道你要问的路，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孤身女子甚至孤身男子都相当自危，陌生人上来搭话，难免让人害怕，一对人就自然而然地胆子大多了。

⑹第四，偶然能向慧黠自信的女孩问上话也不错，他们偶或一时兴起，也会陪我走上一段路的。

⑺第五，站在路边等人的年轻人千万别去问，他们的一颗心早因为对方的迟到急得沸腾起来，哪里有情绪理你，他和你说话之际，一分神说不定就和对方错过了，那怎么可以!

⑻今天运气不错，那两个边说边笑的、衣着清爽的年轻女孩看起来就很理想，我于是赶上前去，问：

⑼“母该垒，(不该你，即对不起之意)‘德铺道中’顶航(顶是“怎”的意思，航是“行走”的意思)?”我用的是新学的广东话。

⑽“啊，果边航（这边行）就得了（就可以了）!”

⑾两人还把我送到正确的出口处，指了方向，甚至还问我是不是台湾来的，才道了再见。

⑿其实，我皮包里是有一份地图的，但我喜欢问路，地图太现代感了我不习惯，我仍然喜欢旧小说里的行路人，骑马走到三岔路口，跳下马唱声喏，对路边下棋的老者问道：

⒀“老伯，此去柳家庄悦来客栈打哪里走?约莫还有多远脚程?”

⒁老者抬头，骑者一脸英气逼人，老者为他指了路，无限可能的情节在读者面前展开……我爱的是这种问路，问路几乎是我碰到机会就要发作的怪癖，原因很简单，我喜欢问路。

⒂至于我为什么喜欢问路，则和外婆有很大的关系。外婆不识字，且又早逝，我对她的记忆多半是片段的，例如她喜欢自己捻棉成线，工具是一只筷子和一枚制钱，但她令我最心折的一点却是从母亲听来的：

⒃“小时候，你外婆常支使我们去跑腿，叫我们到XX路去办事，我从小胆小，就说：‘妈妈，那条路在哪里?我不会走啊!’你外婆脾气坏，立刻骂起来，‘不认路，不认路，你真没用，鼻子底下就是路。’我听不懂，说：‘妈妈，鼻子底下哪有路呀?’后来才明白，原来你外婆是说鼻子底下就是嘴，有嘴就能问路!”

⒄我从那一刹立刻迷上我的外婆，包括她的漂亮，她的不识字的智慧，她把长工、短工、田产、地产管得井井有条的精力以及她蛮横的坏脾气。

⒅由于外婆的一句话，我总是告诉自己，何必去走冤枉路呢？宁可一路走一路问，宁可在别人的恩惠和善意中立身，宁可像赖皮的小幺儿去仰仗哥哥姐姐的威风。渐渐的才发现能去问路也是一种权利，是立志不做圣贤，不做先知的人的最幸福的权利。

⒆每次，我所问到的，岂只是一条路的方向，难道不也是冷漠的都市人的一颗犹温的心吗?而另一方面，我不自量力，叩前贤以求大音，所要问的，不也是可渡的津口、可行的阡陌吗?

⒇每一次，我在陌生的城里问路，每一次我接受陌生人的指点和微笑，我都会想起外婆，谁也不是一出世就藏有一张地图的人，天涯的道路也无非边走边问，一路问出来的啊!

（有删改）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760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1236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__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煌煌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760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1279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无一丝一毫的张皇,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尝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从他的生命摄取更多的光华;社会还要从他的精神吸收更多的钙质;盘古氏留下的那柄板斧,需要新的磨刀石;长江和黄河,渴求更壮美的音符。一句话,他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于是,同年十月,他就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