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的义理、道教长生不老等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迎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宽赐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小说中收入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二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便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没有“君臣”“纳谏”“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又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袁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翁伯“事亲以孝”，他的父母死后葬于无终山，他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宋代三教融合更蠹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浑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选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

普救寺

马温

1一段桃色故事就发生在山西永济的那座黄土山上，小山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峨眉塬”，塬上有座普救寺，寺里有座莺莺塔。这个莺莺就是《西厢记》里的莺莺小姐，她和一个多情书生在佛堂偶遇，四目相向，就擦出了火花。

2那天去普救寺，第一眼看到莺莺塔，我就想，如此轻盈秀气，多像莺莺啊。想像中的莺莺就是这样的骨感美人。

3秋阳那时正柔和地照耀着峨眉塬。上山要走很陡很长的台阶，这就是连心阶，台阶两边作为护栏的铁索上挂满了连心锁。《西厢记》虽说是个桃色故事，可是颜色很正，绯红绯红，是春天桃树枝上蹦出来的第一排花骨朵儿。大家都欣赏这份桃色，喜欢这个故事。好的爱情故事，一定要有磨难曲折，有聚合离散，并且要终成眷属。《西厢记》正好具备了这些时尚元素。恋爱中的男女，因此愿意到这儿来祈福。爱情召唤着他们，他们向上的步伐踊跃而轻快。

4寺庙在过去是兼有旅馆功能的。事情就是这么巧，莺莺和张生在同一时间成了同一处寺庙的房客。一座大雄宝殿，西侧住了个才子，东侧住了个佳人，这就注定要发生什么故事了。结果是这件事发生了，而且发生得曲折缠绵，赚人眼泪。

5作为公共场所，寺庙是一块很奇怪的地盘：世俗统治者退守到山门之外，将这里的管辖权交给神；可是佛是多么智慧与圆润，他们知道如何行使职权。佛笑眯眯地看着张生和莺莺这对青春男女在莲花座下订终身，甚至可以说，一出“西厢”，正是在佛的默许与容忍下发生的。寺庙的神灵谱系中，最重要的佛，哪个不是慈眉善目，爱意盈盈？佛以这种人道主义的亲切姿态，赢取了人心。佛的这种放任，让这场权力的移交变成权力的流失。

6在秩序缺失的地方，自由意识一定会像野草蓬勃生长。

7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对一簇野草自由恋爱史的记录。

8《清明上河图》上有条濒临汴河的街道，在街上进进出出的人物，他们的社会身份，不一定比在寺庙中出入的人群更复杂。佛寺是古代重要的社交场所，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心情，会在寺庙现身，却不会到街市茶楼里去诉说。因为世俗秩序的缺席，被红墙围住的庙宇呈现出某种迷人而可贵的自由氛围。在标榜看破红尘的处所，人的凡心反而更其勃大。我不准备讲述发生在深山古寺里的政治阴谋和暗杀事件，还是说说莺莺，说说张生，说说和爱情相关的事吧。在佛的鼓舞下，人的头抬高了，脖子灵活地转动，目光流出少有的火辣。借助肢体的自由转动，张生惊鸿一瞥莺莺的美丽。绝色佳人一道眼波横，男人的爱恋为什么不可以泛滥呢？

9“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是莺莺送给张生的情诗。张生在青春痘（他不会没有吧？）的指引下读懂了情诗。哈哈，这个书生要准备爬墙了。和情人幽会是很幸福的事，可是必须翻爬墙头就有点那个了。翻墙，是很没文化的动作，不单如此，还很不雅观，很费力气，很不光彩。一趟墙头翻过去，可以预知，这位文弱书生的长衫会弄脏，手臂会划破，鼻尖将沾上泥巴，总之是一副狼狈相。在情人的眼里，他当然是“玉人”，可是联想到他刚刚完成的这套动作，不带偏见地说，这应当是块染了尘土的“玉”啊。只是因为张生最终获得了爱情，他的翻墙行为才显得有趣和划算。

10张生爬墙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寺庙里的空气，氧含量并不高。是有限的放任，是短程的自由。禁锢着你，限制着你，打击着你，挫伤挫败着你的墙冷硬地矗立在你的面前，尽管这墙被刷得雪白。墙就是制度，秩序，就是束缚你的力量。在墙的那一面，是你追慕的生活，你要获得，好啊，就请爬墙吧——你只能以一个越轨者的角色，用放弃体面和自尊的代价，换来爱人的温柔一抱。

11张生有句唱词：“呀，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可以推断他要逾越的墙头很高。这似乎和我的实际观察有误。普救寺确有一个景点叫“张生跳墙”。站在那堵墙前，怎么看也觉得墙头不高，谁都可以来这儿试试自己的幸福指数。怎么会这样呢？是《西厢记》夸大了张生作案的难度夸大正统制度的强大，还是寺庙利用这截矮墙美化他们在这段爱情佳话中的撮合作用呢？

12在我将要离开这座寺庙前，我拿起一块石头，在一块更大的石头上敲了几下，立刻就有几下回音从莺莺塔那儿传来。大家都说像青蛙叫。我敲石头的地方也是一景，叫“普救蟾声”。

《散文》2011年第六期

关于书法中的匠气

“匠气”一词在书法中体现为用笔千篇一律，技艺太过精熟而缺少变化，看不到灵动之处，过于死板。

一幅书作给人产生了匠气的观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临写的方法不得当，太过单一。匠气十足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程序化的机械感。点画、结体、章法无法给人出人意料、眼前一亮的快感，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中规中矩、缺乏个性，在偌大篇幅下的文字抄写中，墨色光润，没有干湿浓淡之别，结体板正，起收笔千篇一律。清代洪亮吉在《北江书画》里谈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千人一面”，全然没有书法艺术所需要的辨识度、独特性，后期成为了僵化的工匠式劳动。以其为范本临写，久而久之也将陷入一个死循环。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积攒了习书的坏习惯，日复一日地养成了匠气，将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些当代书家，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在个人自身修养上极度匮乏，这也很容易使得笔下的作品流于俗气。书法是一门除了技艺，还需要不断养修为、内涵的艺术。古时书法只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在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门技能，文人雅士以书法为日常书写，同时兼具直抒胸臆、休闲娱乐的意趣，他们不以书法为谋生工具，书法并没有与金钱利益挂钩，因而他们笔下的书法作品显露出书卷气，有丰厚的学养意味。可以说古人是先做学问，后写书法。而今人少养学问，埋头写字，不少人以书法作为谋生的工具，书法作品成了买卖的筹码。如此一来，匠气的书法家自然居多。书家的个人精神风貌通过形质、线条落于笔端，立见高下。弘一法师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因为通过观其书作，觉其无烟火气息，无庙堂森严，让人心生平静、安宁。他在广泛的艺术门类领域里所积淀的学养，自然不同于那些只懂埋头练字而忽视读书养精神的字匠。

匠气是应该尽量规避的，但却应有匠心，即工匠精神。文艺评论家陈履生说：“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板。”孙虔礼也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临习楷体，就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楷书最讲究精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体楷书以结体严谨、点线到位著称，如果不能秉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临习，临摹的准确性便大打折扣，那么楷书的韵致、韵味便有所损害。即使是如行书、草书这样的快写书体，仍然需要慢临，需要推敲。米芾曾言：“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次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即使是率性而为的米芾，对创作的态度也仍然是严谨的，不是随意而就的。

总之，书法艺术应当毕生修为，不仅在锤炼技法之时应避免过度熟练，还需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文化修养，如此才可避除匠气。

（摘编自《艺术科技》2016年10期）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形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众乌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