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鲁迅先生曾言：“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这一论断，概括了历代美学家对于美的共同看法：美离不开人，有了人，世界才有美，美是人在对现实发生审美关系的过程中诞生的，人是这一审美关系的主体。“世界的美”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

②人何以会成为“世界的美”？这就涉及人的本质问题。我们知道，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因为有意识，人不仅能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而且能认识作为客体的对象，并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种种关系。这些关系，有的是实用性的，意在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有的是伦理性的，意在满足群体的社会需要，如道德和法律的规范，等等。这些关系，都是外在的，带有强制性，显得不自由。而审美关系则超越了这些关系，使主体和客体之间实现了一种非强制性的自由关系：主体对客体没有实际利害的要求，只是某种形象的观赏和精神上的满足。美就诞生在这种自由性的审美关系之中。

③只有拥有自由意识的人，才能和现实发生审美关系，因此，只有自由的人才能有美。当人尚处在动物式的自由生命状态，还未能从物质性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当人还是不自由的时候，他即便有了意识，也还不能审美。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其原因就在于忧心忡忡的穷人和贩卖矿物的商人在美丽的景色和具有审美特质的矿物面前未能建立自由性的审美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美虽然产生于人与现实的关系之中，但它却超越了这个关系，使人从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④从人类的精神发生史来看，人类的意识一方面把自己和客观世界区分开来，建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了“类”的意识，在社会规范和公共意志上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在史前时代，在人的生存理解与艺术想象的客观化之间，更多地凸现出群体性的甚或社会性的精神意志，个人所能拥有的精神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史前艺术显现出来的人类情感或想象，是群体性的情感和想象。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科学和原始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人类精神活动中的集体性力量还是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正因为史前时代的艺术制作潜藏着鲜明的群体性倾向，所以史前艺术的社会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格罗塞说：“无论什么时代还是什么民族，艺术都是社会的表现。”这就是说，美不仅不是自然的现象，而且也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作为社会的人才具有的社会现象。

⑤总之，美之所以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产生和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的美”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人才能创造美和欣赏美，并成为“世界的美”。

（摘编自蒋孔阳《美学原理》）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了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的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与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则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专门为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故事,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原文选自《中国文学史》，有改动）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和品质的纬度来看，却并不是呈现为鲜明的向前发展和进步性，而是出现经常性回复或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被誉为“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是先民对海洋充满敬畏的体现，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人类所能接近。于是，海洋就成了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真实海洋”为特征。可是随着驾船技术的娴熟化，尤其是到了明朝，人类终于较大规模地进入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神话叙事书写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增加了。

海洋就这样随着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任何奇异可言。可是这个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小说，却并不是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这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世界和象征对象，人们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

(摘编自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