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晚清，可谓源远流长。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重要，纲纪之整肃、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此，是公正、有效的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是如何实现的呢？

其一，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国古代的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正如《通典·职官六》中所称：“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唐太宗曾盛赞著名谏臣魏征：“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其二，复合性的体系设计，御史与谏官相互配合，中央与地方一体，监察制度覆盖所有的权力领域。御史职掌监劾臣僚，是上对下的监察；谏官职掌匡正君主违失、封驳失当政令，是下对上的监察。御史与谏官上下相对、相辅相成，既可以构成监察的合力，又把君臣之权全部纳于监察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一体的监察体系，历代都极为重视监察御史，对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各个地域的权力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其三，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有时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值得我们当今监察立法、构建监察体系借鉴。

(摘编自张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如何做到权威且有效的？》)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谓家国天下，乃是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每一个自我都镶嵌在从家国到天下的等级性有机关系之中，从自我出发，逐一向外扩展，从而在自我、家族、国家和天下的连续体中获得同一性。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关系，不是用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来调节，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来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进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家国天下，就是由这种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诸侯代表列国（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家乡）；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但家国一体却在大一统的秦汉体制中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到汉武帝之后，法家的郡县制与儒家的礼乐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思想成为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

家国与天下，是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这一价值要在人间实现，必须通过宗法家族和王朝国家的制度肉身，这些制度是由将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名教、半导典章制度和风俗组成的。因此，天下价值不远人，就在人间的礼法秩序与日常生活之中。离开了家国的肉身，天道将沦为无所依傍的天下意识，从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获取。家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现实权威性，乃是因为它是天下价值的人间体现。

在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之中，家国不过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这两极。天下在古代中国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含义：一个普遍的宇宙价值秩序，与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与自然最高之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个含义是从小康到大同的礼治是人类社会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个天下，因为作为价值体等同于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经过家国的中介，自我便可以与其沟通。孟子有“天民”之说，此说以后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发扬光大。一个人的内心因为先天拥有良知，可以直接与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与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经过家国的转手。后一个天下，乃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个人若要与天下打通，必须经过“齐家治国”，才能达致“平天下”，因而家国成为从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儒家的个人良知之实现，必须通过在家族与王朝的公共事务之中从事道德实践。所谓致良知中的“致”，不仅是对天理的领悟，更是对天理的践行。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中国不乏关于诗歌艺术的变论，归结起来有“推陈出新”、“翻陈出新”、“去陈出新”、“吐故纳新”、“标新立异”、“别树一帜”等。其中有内容求变的一面，也含有形式求变的急躁的一面。形式求变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诗经》、楚辞是以偶言（四言、六言）为主的杂言体，汉代发生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四六言句式被纳入到赋体之中，而诗歌渐渐走上了奇言（五言、七言）的历程。经历唐朝鼎盛时期，诗歌渐趋式微，宋朝时兴词，元朝时兴曲，明清时兴小说，二十世纪之后自由体新诗占据了诗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变，本身未可厚非，顾炎武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变论：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在关于内容需变的经典论述中，很难找到出其右者。可惜，顾炎武没有发现中国人所喜欢的变是改变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总结文体始盛终衰现象：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段论述被许多学者视为经典，用以说明中国诗歌文体“始盛终衰”的原因。内容上无法超越前人，遂打起了改变体裁的主意，终究改变体裁要比改变内容容易得多。无疑这是“始盛终衰”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求变的强烈欲望，不仅是诗歌，其他艺术形式也无不处于剧烈变易之中，而且很少出现“吃回头草”的现象，像苏东坡《前赤壁赋》那样脍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在苏东坡之后再也见不到了。此外跟诗歌紧密相连的“乐”也激烈地变动着。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雅乐，“诗三百”孔子都曾“弦歌之”。可见，那时诗歌与风、雅、颂进行了成功的合作，称之为“雅乐”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习惯性归纳。楚辞则是与楚乐结合。汉魏六朝，清商乐取代了雅乐，产生了所谓的乐府诗，曹丕的“援琴鸣弦拨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燕歌行》）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雅乐到唐代完全失传，清乐失传年代不详，但唐代盛行宴乐，可以判断，清商的寿命不会比雅乐长。现在，诗歌与音乐早已彻底分家了。

二十世纪初叶，新诗取代了旧体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尖新峭别，自成一体，轰动一时，曾被视为新诗之代表作。“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然而郭诗仅仅“阅”了一代人，还没有“阅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神州大地曾掀起过全民写诗的热潮，诗歌变为随意的宣泄与解嘲。至“文革”，诗歌变为诸如“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诗贵虚灵，不贵滞实”的基本原则。九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大行其道，乃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再往后就是一片喑哑了，诗坛应了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谶语。

不妨横向看一看世界诸国。当年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十四行诗至今仍是流行的诗体，美国惠特曼当年如何写诗，现代人还是那样写诗。日本的俳句、短歌丝毫未动，仍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玩物……在他们那里，诗歌形式几乎是永恒的，变换着的是诗歌内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内容不变，形式却走马灯似的变个没完。变到最后——诗歌彻底消失了。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日久生厌，就此思彼，弃良就莠，弃巧就拙，这一切都是几千年前种下的宿因所致。对于文化遗产，玩够了就扔掉——这是几千年来先人留下的积习，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