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两汉时期，就诗礼文化中的诗教与礼制的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或离或合，大略经历了五次历史性演变。

先周时期，诗教与礼制天然遇合，生成诗礼文化的初级国家形态。诗教争礼制最初经历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舜以来初级国家形态的漫长历程。当原始部落社会迈进初级国家的门槛时，朴素自然的民间礼俗一变而为初级国家形态的礼制。于是，礼制建设向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这是帝舜发出的对子弟开展诗教的命辞。从此，诗教与礼制相结合，共同启动了诗礼文化建构的历程。

西周时代，诗教与礼制水乳交融，生成诗礼文化的高级国家形态。西周初创，即十分重视诗礼文化建设。在周太师整理规范前代已有诗作的基础上，以周公旦、成王诵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创制了大量新诗，以施于王室与公室典礼。其中，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重在明等级；以“六艺”为核心的贵族教育内容，重在调人情。于是，诗教与礼制二者相互倚重，相与为用，紧密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春秋时期，诗教与礼制渐次分离，制度之教演变为文化之教。平王东迁，王室渐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礼制为主要任务的诗教，逐渐从礼制系统中淡出。转而演变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辞进身手段。此时开始盛行的歌《诗》、引《诗》以“言志”的文化活动，显示出诗教脱离典礼轨道的倾向。此时的《诗》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而是独立的大学文本了。诗教因西周传统礼制的变革崩坠而趋向没落，诗教对建构诗礼文化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战国时期，诗教与礼制相互乖离，《诗》成为少数经师传习的文学文本。当时，七雄争霸，礼崩乐坏，就连儒家在传播《诗》上也有心无力，其他学派如纵横家引述《诗》句完全是出于论辩术的需要，法家则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用诗、书、礼、乐治国，“敌至面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秦王朝建立后，更是以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段毁灭诗礼文化，《诗》既在被灭之列，诗教自然也无施展空间，这样它就从国家和民间两个领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苟活于少数经师之手了。

两汉时期，诗教与礼制完美结合，诗礼文化上升为皇权制国家的政教样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诗教走向了它的终极形态——政教化。当时，上有官学，下有私学，形成了诗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国家政教道德得到了强化。当时的学者翼奉说，《诗》和《易》《春秋》一样，“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吴奉传》)。足见《诗》和其他儒家经典一道，参与了汉代国家礼制的建设。

从诗教与礼制关系的离合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诗》与礼共生互动的基本类型；进而从诗礼文化的起落兴衰中，既可透视出历史文化的运行与演变规律，也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历史借鉴。

(摘编自郝建杰《诗教与礼制的离合》，原文有删改)

山墟

许俊文

西部多山，大，且高，像秦岭、昆仑、天山……哪一座都够庞大的，人往它们面前一站，只有仰望的资格。

恕我草根，对那些“高大”的东西，本能地心存敬畏与惶恐。在西部穿行的日子里，我总是躲避着它们，要不，就是作远远地眺望。也只能眺望。仿佛那些高大巍峨的家伙存在于世，就是专供我这样的人眺望的。

然而，山见得多了，我也能渐渐看出一些门道来。譬如，有许多山，上帝当初若是把他们安排到平原上，当然就很像山的样子了，但是在多山的西部，它们却不入流，只能算作山墟，用当地人的话说，叫大沙梁子。在当金山与昆仑山、当金山与天山之间的戈壁上，就横亘着一道又一道这样的大沙梁子：黄瓜梁、鲤鱼梁、仙女梁、骆驼梁、黑风梁．．．．远远望去，就如同一道道用沙石堆起的巍巍长城，可是抵近一看，原来不过是一一座座山的废墟。

山墟这个词，其实是我杜撰的。如果你身临其境，十有人九也会杜撰出这个词。杜摸虽然不是科学，但它是艺术的胚胎。我不知道地质学家对这种自然现象怎么个叫法，反正我觉得它们就是山墟。原来一座高大的山，被着不见的岁月之手，今天抹掉一座，明天抹掉一点，抹着抹着就抹去了山的形状和高度，只留下一堆，一片山的骨骸，你说这不是山墟是什么?

我在柴达木冷湖一带盘桓时，曾向陪同的当地向导讨教过山墟的有关知识，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面对着旷寂、苍凉的山墟，我想，当初它们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不是地质学家，但是，想象会帮助我从那些已经坍塌的山的骨架和残存的巨大基座，勾勒出它们曾经拥有的高峻与峥嵘。

从地貌特征看，那些曾经高大巍峨的山峦，成为废墟，无疑都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剥蚀和挣扎的痛

苦。我发现，几乎每座微微隆起的废墟高处，都会孤立着一两尊骨立形销的褐色巨石，酷似一副徒具形骸的骷髅，不知被谁安放在一个硕大的祭坛上，一阵阵风沙，带着亘古不变的宿冤扑过来，把巨石撕咬得遍体鳞伤，它们有的已经爆裂，有的也已倾斜，似乎风再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就会把它们轰然吹倒。

不是我杞人忧天，这样的悲剧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发现，在这些巨石的周围，有许多不规则的石骸大的如屋，如箕，小的似盆，似斗。这些从巨石身体上分裂出的骨骼，裸露在无遮无挡的烈日之下，风有的速度更快，也许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四分五裂，彼此罔顾，各自变成一堆堆如拳如碗的砾石。然而风化并没有因此停止。在它们的下方，则是一条黑色的石子带，那些比鸟卵、螺蛳大不了多少的石子，再续风化下去，就彻底地与戈壁和沙漠融为一体了，

一座山，就这样消失了。

这样的山墟，在甘肃青海和南疆随处可见。在库尔勒通往乌鲁木齐的道路两旁，在瓜洲和敦煌

间，在西出阳关一带，绵亘千百里的大小山峦，无一不在演绎着沧海桑田的经历，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打那里经过时，虽然当地气温高达三十多度，但我还是心生冷意。是的，我无力拯救它们一步步走向山墟的命运，就如同我不能够拯救自己日渐衰老的生命。

在岁月面前，人类和自然一样，命运总是攥在别人的手里，想翻盘也难。

（选自《文学港》）

评论家的角色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虽有专业评论家，但没有职业评论家。职业评论家的养成，有赖于激浊扬清的舆论环境，相对优渥的稿酬回报，实施完善的版权法制，以及不为人情所累的公序良俗。而国内普遍存在的是“兼职”评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主管的学会和课题评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构成一个特别的要津序列；三是体制内外的“独立”评论家，有其他“谋生”之道以全身。至于纯为宣传炒作的吹鼓手和段子手，则不堪评论家之誉。局面如斯，评论家要拭亮本真的性命颜色，发出坚韧的真理之声，认清守持的身份角色，就显得尤为可贵。

②然而当下，在社会泛娱乐、全民爱表演的大舞台，身处一隅的评论家，如尚能不为秀场所动，恐怕已是难得的操守。时髦华丽的影视圈，“捧杀”与“棒杀”仍轮番不倦；外热内虚的戏剧圈，为绵续“家业”而彼此加持，其所余留的“捧杀”，也许还算是一种温柔的进步。实际上，爱“看戏”与爱“演戏”的交会，向来都传统有自。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无论戏里戏外，这种观演互动所应有的边界理性与高尚格调，始终没有健全起来。一个尴尬的视盲在于，“经院派”的理论家尽可高蹈于书斋，“经世派”的评论家却必须出入红尘，近察遥观，针砭冷暖。但如果一个评论者的出场只有“姿态”而没有“态度”，如果他的言说只安逸于贩卖仿制古董的山寨货，或沉溺于拼装舶来术语的二手货，他在文艺群芳谱中能获取什么令人尊重的角色？

③评论家的存在感，不在于扮一个在海边数贝壳的渔夫，有太多文秘和娱记可以胜任；评论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家”，他要在艺术家们筑起的作品群屿中，开辟自己的航路，树立自己的旗杆，绘制自己的地图。换言之，评论也是创造。这就意味着，勇于发现、探求真理、秉笔直书，是评论家的天职。

④但是，为什么各种作品盈耳夺目，各种评论也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却越发稀见？有人说，国民文化素质不高，艺术创作不理想，文艺批评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这样吗？评论家就是这样委过于人，得过且过，无过则喜吗？竹篮打不了水，破布织不成锦。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事实每每令人诧异。比如一个剧团，内设艺委会，外聘专家组，仍免不了奇葩之作，它们或内部试演即收，或两场三场则罢，即便是有幸获得资助“风光”一时，却转瞬即逝，末了谁也不会记得半点泡沫。请问，那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家们，真的“在”吗？

⑤这的确是个全民评论的时代，谁都可以也有权对任何作品评头论足。（a）专家在各类艺术节会、项目资助中，也肩负着评论家的重任。（b）但仍有相当作品“三稿五稿不如一稿，七稿八稿不如不搞”，现场一观，不忍卒睹，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c）骑墙派的评论者总爱讲什么 “见仁见智”，似乎左看这部作品不好，右看也是好的，捣糨糊，和稀泥，你好我也好。这不是评论家，是诡辩家。（d）问题在于，文艺创作的特质注定了其带有不可复制、不可计量的灵感性和天赋性，作品的成功与否，固然“勤奋”是某种必要条件，却非充要条件。我从来主张，一部作品如果初稿扎实，则具备了愈臻完善的根基；否则诸如七稿八稿、“改好了就是好戏”的说法，纯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十年磨一剑”的前提，它得是一块好铁，而非一堆烂絮。非常遗憾，许多作品起点便皮之不存，但是评论者或评委们却 “曲尽衷肠”，任其方枘圆凿甚而南辕北辙，遂真话不出而庸作不止。

⑥我们亟须呼唤良心评论家的慧识与担当。某些评论家只能美其名曰“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艺术批评家。这都是信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拱手师爷、袖手先生，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评论家必须是一个专业且敬业的“治水家”，守住创作的生态之堤不使溃决，是以方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⑦评论家本当大有作为。不过，评论者倘不被人讥为无行的“文人”或谄媚的“骚客”，他就必须要有深厚的修为和独立的思想。事前围观，事中拍手，事后推责，于公无补，且人格尽失，要评论家何为？严肃深挚的评论不是街谈巷议，评论家也不是网络 “水军”，他要有生于忧患的情志。评论家也不是戏迷，不是票友，他要有穿石掘冰的审辨。评论家不是古旧货囤积商，不是快销品推销员，而是思想王国的缔造者，是一个 “预言家”。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艺术家必要有他的创造，则评论家必要有他的发明。鸿蒙开辟至今，发明即是创造。

⑧评论家在“冒险”中拓展新路，在“治水”中守护良知，在“预言”中启示未来。日影迁移，太阳有常。常道若废，则万象失真。归根结底，评论家天然就是一个行走无垠的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和黑夜的秉烛人。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材料一：

中新闻1月21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全国入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虽比2016年小幅减少，但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

李希如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总量明显增加。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近两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査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数量继续增加，占比超超过50%，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受政策效应影响，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百分点。

李希如分析，“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促进我人口均衡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育龄妇女人数呈现逐年减少趋势。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100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在上述因素影响下，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总的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材料二：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上一年増加131万人，是我国自2000年以来新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原因是，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初期释放出来。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预示着二孩生育高峰已经过去。未来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

近年，人口变化以湖北省为例，见图（由下至上分别是自然增长率、死亡率、出生率）：

数据：湖北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近年来湖北省男、女性别比例表（柱状图左为男性；右为女性）：

数据：湖北统计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对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在人口因战争、饥荒、瘟疫、政府干预等波动剧烈的情况下，20年前人口增长是上行的，就推动20年后经济增长上行，反之导致经济下行。“这是因为人口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增加或减少劳动力供给：然后他们开始结婚生子、买房或者租房，扩大消费，还进行创业和创新等等。这批人口的数量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重大的影响。”

人口统计学者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从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他引用了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播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

国家卫计委指导司负责人也表示，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困主要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