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其发音是约定俗成的。但纵观历史，汉语语音的变化之大，其实远超过文字、词汇和语法。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到隋唐时期民族融合中塑造的“唐韵”，再到近代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形成的普通话，语音的流变从未停止。一条河流之下，有着千万年沉淀而成的河床，这是河流的本质。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去看，语言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有着文化传承的功能，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能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感受委婉的韵致，能从“天似穹庐，笼罩四野(yǎ)”中体会旷野的苍凉，这是语言文字跨越时空的力量。有语言学家说，朱熹穿越回春秋时期，也听不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究竟在说些啥。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发现“平分阴阳，入派四声”这样的规律，在语音的演变中看到那决定河流走向的河床。而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更承栽着文化与心灵的密码。中国传统诗歌对字词读音相当讲究，既要押韵，更讲平仄。即便读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们仍能从这些音调韵脚中，领略唐诗宋词的曼妙音符。而那些处于诗句关键位置的“诗眼”，更是保留下日常语言中已经不常见的读音，让人从中感悟音韵之美、语言之美。当下，公众吐槽诗词中读音的修改，也正是有着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呵护之心。公众希望留存这些“诗眼”，其实也是想为传统文化在汉语发音中留存一些“气眼”，让日用交流的语言，至少在诗歌中能够多一份文气、多一份古意。如果只是为了“规范”“统一”等原因而“去异求同”，也就难免在不经意间丧失了记忆，也丢掉了更好地理解传统、理解先人的机会。

“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铉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意思是：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是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描写过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就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茶马古道

今天人们所说的“茶马古道”，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古道”。而“茶马互市”是我国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贸易形式，唐代文献中就已经有所记载。

到宋代，内地茶叶生产飞跃发展，其中一部分茶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在四川的名山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宋朝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呢?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除了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茶利收入补充军费之需外，更重要的是，既满足了国家对战马的需要，又维护了宋朝西南边境的安全。

那么，藏族为什么也很重视“茶马互市”呢?因为藏族非常喜欢饮茶。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外出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能解毒去病;用煮过的茶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藏族平时食用肉、乳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对于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藏族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外界供给很多东西，但茶叶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唐宋以后，汉藏人民之间通过“茶马互市”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元代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在“茶马古道”沿线推行“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把以“茶马互市”为主的交通线路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驿站。从此“茶马古道”既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治藏安藏之道。

到了清代，“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等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马匹的需求虽然减少，却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骡铃声声，马蹄阵阵，“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

“茶马古道”作为连接内地与康藏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虽然最终消失，但它对促进康藏地区经济发展、加强汉藏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