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共享经济有助于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产业模式更新滞后的阶段，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供给失衡的情况:一方面市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库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状况的解决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优化产能，注重需求方的需求，提升合理的供给能力。

共享经济的出现带动了资源的再分配，使得部分资源得以重新组合，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其参与成本低，平台参与度广，发展迅速，对传统商业市场造成了冲击，削弱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以滴滴快车与出租车相比为例，滴滴快车的司机税收政策不明确，收费低，接单多。而传统的出租车因为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打车费用高而逐渐失去市场占有力。这自然会引起传统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不满，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司机的情况屡见不鲜。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经济模式，我国还未对共享经济颁布明确的责任追究、税收监管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共享经济大都是通过网络手段来进行认证，资质认证门槛较低，交易平台很难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一旦出现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厘清真正的责任人。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治理对策》

材料二：

（摘编自《2018—2019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行业成熟度比较高的共享模式中，一些现象偏离了“通过激活社会存量资源来创新经济发展”的初衷。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资本市场的包装，往往多于盈利模式的创新;个性化服务的提升，也可能多于社会公共成本的节省。比如，最初的网约车，说好了是利用空闲私家车和空余座位减轻交通压力，结果却催生了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到底是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还是增加了通行压力，这笔账并不那么好算。如今的共享汽车，也是走了类似的模式，更多是通过增量服务释放了潜在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共享经济光谱中的不同价值增量。倘若共享成色更浓一些，比如对顺风车、拼车、合租等优化闲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应该以宽容发展的原则，创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宽松环境，扶持它们形成站得住脚的盈利模式。而偏向提升服务水准的共享模式，则要相应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审慎研究行业准入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处理好其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最终在平衡中把握机遇、化解冲击。

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或者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也应警惕纯粹的逐利彻底压倒实现社会价值增量这个目标。抵御住资本套利的诱惑，致力于价值的共赢，共享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摘编自刘天亮《共享经济应追求社会价值增量》)

材料四：

共享单车、共享医疗、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共享衣橱、共享雨伞…距离被称为“共享经济元年”的2015年已过去了4年，中国共享经济迅猛发展，已渗透进许多细分领域和市场，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蓝海。中国共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外媒注意到，中国共享经济正在转型中稳步发展。

西班牙媒体称，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共享各种资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数以百计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西班牙《发展报》称，除了共享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外，中国人又开发出其他的共享服务，如篮球、手机充电宝和雨伞等。

“共享经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带来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掀起一股新潮流，美国企业也在争相模仿。从“共享经济”的传播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企业有能力进入新市场，引领全球的新经济潮流。

中国服装和自行车会员制服务随着共享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日本经济新闻》9月3日刊文称，中国广泛覆盖的快递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愿意分享更多的物品，以会员制服务为基础的业务在中国正不断获得增长。中国共享经济正从音乐、主流媒体视频推广至有形消费品，比如服装、自行车、化妆品、鲜花等。

(摘编自《共享经济告别“野蛮生长”》)

中国古代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各派皆有其特色鲜明的吏治理论和方案。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并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对权力行使者寄予“自我良善”的期待。对待吏治，儒家遵循着“伦理学”的思路：择贤人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希望通过对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孔子有关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提出的，其“庶人之礼”与“士人之礼”的区别，同样意在给权力执掌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性要求。在儒家的社会等级理论中，统治者阶层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要与其重大的伦理责任相对应：士者为仕，不仅要自己修身以成仁，还要为“一国兴仁”，为“天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儒家的吏治思想内涵存在于其博大的“仁学”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权力执掌者的自我约束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其反复强调和敦促统治者以德修己、立身惟正的理念，也对现实政治和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儒家“伦理学”思路不同，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法家批判儒家喻君臣为父子的“亲情谎言”，而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在“君臣利异”及“坏人”假设的前提下，主张对臣下全面防范、制约。韩非子认为人君若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对待臣子，君主唯有主动出击，科之以法、驭之以术，方可立于不败。因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严明赏罚，奖功罚过——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在以法治吏的同时，为君主者还必须懂得和善于运用权术驾驭臣下：暗中试探、观察、发现、控制、打击臣下的种种不轨行为，以“非常”手段实现权力控制。“法”与“术”相互配合，构成法家吏治主张的主体框架。

在吏治问题上，道家对现实中的政府权力及制度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道家看来，现实中的圣人及其礼法制度都是失道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和正当性于天道无据，甚至是违反天道的结果。在道家观念中，政治实为“恶之源”，只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作为，实现“权力谦抑”，才能矫治天下乱象。在现实的吏治问题上，道家的主张和理论贡献如下：主张“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权力价值取向，为吏治的开展提供前提和方向；以“守道”“无为”为权力运行法则，借此批判现实政府的扰民之政，主张废止“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恶法”；以效法天道、抱朴守真、崇俭寡欲等修身理论告诫天下人秉持中和，克服贪欲和自我膨胀，对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以上告诫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谈谈数字化书写

刘皓明

①书写方式在文学乃至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书写方式已经进化到数字化的今天，我跟用中文写作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在键盘上输入汉字。比起中文计算机化的初期，现在的输入法使用起来方便了很多。但我恐怕这样的方便主要来自计算机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处理器的速度、内存的扩大等等——而不是输入法本身有了多大改进。我甚至觉得，这几年各种中文输入法在语言水平上不进反退，以至于如今坐在计算机前写作就像从塌方的房子里搜寻财物，灰头土脸，费力地拨开错字的瓦砾和脏话的污秽，把埋在里面的东西刨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擦洗，遭此劫难的幸存物上还是有污渍。

②我用过的汉字输入系统近年来有两种，应该也是今天最广为人使用的那两种，而且我只用拼音输入法。作为学者，汉字输入系统的用途对我来说主要当然是学术写作，但是如今用通用的汉字输入系统打任何业务文件，无论是学术的还是其他一般性的公文，都很费劲。因为按照拼音打出的字词，排在前列的有大量的字或词条是网络语、脏字、表情图甚至是内容猥亵的图案。

③我不知道汉字输入软件在业务性(相对于娱乐性)的使用上占全部使用的比率是多少，是否娱乐性而不是业务性的使用占了全部使用的绝对多数，也不知道使用者的年龄分布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是不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绝对多数，但是我所接触的几种主流汉字输入法肯定主要是为青少年娱乐设计的，是网吧风格的、混混儿风格的、网瘾患者友好型的，但绝不是服务于成年人乃至青少年从事其各自业务和用于学习的。

④这种状况跟我所熟悉的英语德语计算机输入状况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书写规范化的相对严格形成鲜明对比。诚然，英德等西方语言除了手机输入法有文字联想功能外，计算机文字输入的确都是一个个字母的输入，不像中文这样需要拼音输入然后在大量的同音字词中选择正确的字词。但是英德文字输入软件带有拼写检查、语法检查、同义词近义词词库等功能，这些功能类似于中文输入法的联想功能的地方在于，两者都体现了产品生产者在语言规范标准上的立场与政策。两者之间不同的，则是这些西文软件绝不像中文输入软件那样，努力迎合任何一种新的口语和网络语的语用潮流而无视语言学家们制定的标准语言规范，更不会推广脏话。

⑤如果网络语乃至脏话泛滥旨在迎合年龄和教育水平处在低端的用户，旨在服务于业务性应用的功能也同样问题重重。我这里不想说词库中的词组常常包含错字、非词语组合大量出现在词库等等情况，只想说说繁体字的问题。由于需要引用古籍，我常常要输入繁体字，但是繁体字库中错字连篇。比如最常用的字“爲”，无论拼音输入后的首选字还是含爲字的多音节词，都被设计成“為”，甚至所有以这个字为偏旁的汉字例如“僞”、“潙”等也都用这种异体繁体字。这样的混乱不仅见于网络，连正式出版的古籍都这么印，例如新近出版的《杜甫诗全集校注》。仅次于“為”的繁体字滥用大概要属“著”，被用来取代一切“着”字。据我所知，这种混乱的原因主要是在字体选择和设计上依从了台湾地区流行的字体，而台湾地区使用的繁体字体又常常受到日文简化汉字的影响，“為”应该就是依据“爲”的行草字体简化来的，而不是依从了语言文字学的经典和机构。

⑥众所周知，语言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和变异的，但是在成熟的现代社会里，语言就像任何流通物品一样，是被规范甚至是被立法的。这些规范和立法总的来说偏向于保守，它会有选择地承认和接受伴随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所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但是绝不会承认、鼓励、散布网络俗语、脏话、不规范缩写简称等等语言污染。的确，没有任何机构可以阻止人们在口语中发明和使用新俚语新俗语等规范之外的语言，而且也实在没有必要阻止。但是一旦进入书写，情况就不一样了。早在一个多世纪前，H.W.Fowler和F.G.Fowler在其名著《标准英语》(The King English)中就说过，俚俗语(slangs)除了在对话里外不应该出现在写作中，这话我看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效。

⑦当然今天的情况复杂些。在数字化书写的今天，并非所有数码输入的文字都是写作。社交媒体的文字输入的确就是口语对话的另一种形式而已，算不上是写作。但是使用WORD等文件软件时的文字输入则都应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写作：无论写的是应用文，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文学创作。换句话说，在计算机上使用办公软件输入文字时应该被视作是文字输入软件的业务应用。那么，用于这样输入文字的软件是应该首先甚至是排他地方便使用规范语言的合理合法使用呢还是要增加合理合法使用规范语言的难度而给不规范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呢？　是服务于业务使用呢还是服务于娱乐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⑧造成汉语文字输入目前这种混乱状况，除了马虎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对成规的轻视甚至无视。这些年来风行的网络语有不少就是无知者们狂欢的产物，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囧”字等等。变化无常的网络流行语和相对稳定的书面语是要划出一个界限的，就像民间与体制、一时的时尚与历史久远的传统之间是有区别的；书面语是需有规范的，就像社会有法律规范一样。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当下流行度来决定，而民科民哲民骂并不能因为来自草根就应被视作天然具备高于体制的道德水平乃至专业水平。不尊重规范、纵容无知对规范的冲击行为就如同纵容医闹一样，最终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败坏的是我们整体的文明水平。

（本文刊于2016年9月14日的《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