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在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为什么痛呢？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叫：“XXX！” “在！” 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人们心中的神明，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题？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份吗？

有一年，和丈夫带着一团的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去表演，我坚持选崔颢的《长干曲》作为开幕曲，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舞台上碧色绸子抖出来粼粼水波，唐人乐府悠然导出：“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渺渺烟波里，只因错肩而过，只因你在清风我在明月，只因彼此皆在这地球，而地球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又实在太大，所以不免停舟问一句话，问一问彼此隶属的籍贯，问一问昔日所生、他年所葬的故里，那年夏天，我们也是这样一路去问海外中国人的隶属所在的啊！

我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为了纪念屈原，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家长会的朋友吃饭，那些面对台北人和读书人自觉有一份卑抑的渔人，一喝了酒，竟人人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 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台北人看来，也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只是想为孩子们设置阅览室，没有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

《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玉麒麟

焦辉

老人把哑巴兄弟的手放进邵林手里，用力摁。邵林说：“爹，我给叔养老送终。”老人笑了笑，咽下最后一口气。邵林按乡村习俗埋了父亲，哑巴叔拖着瘸腿送棺到坟地。第一锹土落在硬木棺材上，哑巴叔哭昏了过去。

邵林收拾旧物。哑巴叔佝偻着背蹲在枣木门槛上，怀里抱着邵林父亲的遗像，刀刻般的皱纹藏满秋阳的余晖。邵林从父亲枕头下翻出一个小铁盒，打开，一个红绸卷，展开，一根白色羽毛。邵林看不出是什么鸟的羽毛。没听说父亲生前喜欢鸟啊！怎么会珍藏一根白色鸟羽呢？邵林不解。母亲早已过世，只好问大姐。大姐电话里很嘈杂，说：“鸟羽毛？不知道啊。”邵林想，既然老人把白羽珍藏，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说明它是老人生前喜爱之物。邵林就把白羽放进旧衣旧被褥，拿去河边焚烧了。豫东乡村习俗，过世人的衣物一般不能留过头七，要寻个僻静处烧掉。

邵林回城时把哑巴叔从老家逊母口邵家营子带走了。他联系了一家老年公寓，把哑巴叔安顿好。哑巴叔很安静，一直抱着邵林父亲的相片。

哑巴叔一辈子没找到老婆，一直住在邵林家。邵林父亲对这个兄弟好，衣食相同。哑巴叔知恩德，吃罢饭就拖着残腿下田干活。年月黄黄绿绿过去了。邵林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和哑巴叔一起生活，倒也是个伴。

领导喜欢鹌鹑，邵林下班就跑去东关小同街。小同街是个背街，街上有个鹌鹑市。想学习鹌鹑知识，这里可是个好去处。有个细白眉毛老者，腰间一溜四个色彩各异的鹌鹑袋子，大家都喊他老白。有人把着鹌鹑问：“老白，看看我这个品相咋样？”老白斜睨眼，嘿嘿笑，搖头，说：“麦鼻，蒜头，下品。”又一人敬烟举鹌鹑：“老白，您给掌掌眼。”老白接过烟，有人打火。老白吞吐口烟，指着鹌鹑的眉，说：“黄须同金，白银一线。可惜啊，阔过额顶了，眉硄，一见诸鹑先躲藏。”有个粗汉不服气，问老白：“你到底见没见过上品鹌鹑，不要只会背书格子忽悠？”老白冷哼一声，长脸上满是不屑，说：“我打小跟父亲走街串巷，七八岁时就在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见过玉麒麟。”

邵林听见逊母口邵家营子豆腐铺，忙凑到近前。老白说的豆腐铺是他祖父开的，邵林祖父的豆腐铺是邵家营子历史上唯一的一家，做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起来煮豆腐，白天就要拿出去卖，邵林父亲没有子承父业。人群听见“玉麒麟”也纷纷聚拢过来。粗汉不肯示弱，说：“‘玉麒麟’不就是白鹌鹑吗，打斗时不定咋样呢，好多事都是看景不如听景。”

老白叹口气，神色黯然了，说：“可惜啊，‘玉麒麟’还没调养，就被开豆腐铺那人的儿子吃了。”人群也发出惋惜的嘘声。老白又说：“听我父亲讲，那人原打算把‘玉麒麟’献给伪县长刘金坡，换回骂日本人的商铺许老板，‘玉麒麟’没了，许老板被狼狗咬死了。那人气得一棍子打断了儿子的腿。听说那人的儿子还是个哑巴。”

邵林听到这里，忽然想起父亲珍藏的那根白色羽毛。那根羽毛会不会是老白口中“玉麒麟”身上的？可惜那根白羽已经焚烧。要是“玉麒麟”的羽毛，父亲为什么珍藏呢？哑巴叔的腿，也一定是祖父打断的。邵林没见过祖父，他出生前，酗酒的祖父已醉死在河里。

没等邵林精通鹌鹑经，单位领导被双规了。邵林不再去小同街。

几年后的一天，哑巴叔到了落叶之秋。他很虚弱，用手比画着，想吃什么东西。邵林脑海中闪过那根白羽，忙打车去小同街，买了只鹌鹑，炖好。

哑巴叔吃了一块鹌鹑肉，笑了笑，咽气了。

后来邵林不止一次想，当年哑巴叔吃“玉麒麟”时，父亲在干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由此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納。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隋朝建立，推行均田制。这些本应在打击豪强大族势力方面效果显著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却稍显操之过急，根基未稳的隋王朝也迅速覆亡。随后崛起的李唐政权在土地分配方面延续并完善了均田制。使得唐朝开始走向强大；但自天宝之后，中央政权失去了对地方行政的主导权，出现了藩镇割据、边疆不守的局面，以此走向消亡。此后，北宋政权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以土地的控制与分配为中心，将地方权力大都收归中央， 改变了地方势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局面。

元明清三代，虽然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与两宋时期边患屡兴相比，元明清对边疆的控制也明显加强，而黄册和鱼鳞图册、“摊丁入亩”等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依靠的正是国家对土地所有与分配体系的绝对控制。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与土地权力发展的关联使我们认识到，土地与中央集权抑或君权的一体化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土地与君权的联动机制也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较为固化，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新的政治因素的萌生与发展。而当土地与君权出现矛盾冲突时，往往会出现政治危机甚至政权更 迭，这又促使掌权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缓解矛盾冲突。

（摘编自刘伟《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