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无法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比拟。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材料一

丝绸之路的概念自19世纪末提出之后，就成为东西方交通的代名词。许多研究者认为，陆上中西交通可能很早就存在，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在农作物和家畜方面就已经有了交流。东方的粟通过今天的新疆等地传入西方，而驯马、小麦等从西方传入中国，重要的传播路线就是后来所称的丝绸之路。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出于消弭匈奴军事威胁、谋求和平发展的目的，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是沟通长安和罗马，横贯亚、非、欧的贸易通道和文化走廊。

自开通西域后，汉朝在这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等行政管理机构，护卫中华帝国与域外的交往。唐代有以安西大都护为核心的“安西四镇”等军政建置，还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城修筑城堡。这些措施对于保护中西陆路交通、保障经济利益、巩固西北边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上长期的商贸往来、频繁的出使求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原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使人们接触到异国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及语言、服饰、艺术等，“胡帽”“胡乐”“胡旋舞”等曾在长安盛极一时。中外文化的交流也造就了中原人们宽广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

丝绸之路还促进了沿途各国的人口增长，以及商业、医药、手工业及畜牧业的繁荣发展。中华古老的文明、繁盛的都市、广阔的疆域，吸引了众多周边国家前来朝觐、学习。当时的长安已成为照亮西方的国际性大都市。中华文明得到广远的传播，故而有学者称这条丝绸之路为文化“大动脉”。

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在此之后，西北陆路长期受阻。明朝永乐之后，中国在西北方向采取守势，退入嘉峪关自保，丝绸之路至此彻底衰落。当然，这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东西方的交通，使丝绸之路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了。

（取材于肖小勇、傅梦孜、高建新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海上通道。一般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兴盛于元明，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国家实行海禁政策导致其逐渐衰弱。“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受多种时代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航海技术。

汉代中国人之所以能踏开“海上丝绸之路”，关键在于掌握了帆舵配合的季风航海术。到了隋唐，随着中外交往的繁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航海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时航海者的远洋地文知识和具有航路指南性质的记载都更加丰富，对远洋季风规律的掌握与应用，也愈趋娴熟。

宋元发达的航海技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宋元航海术最重要的突破体现在全天候磁罗盘导航和大洋天文定位技术方面。随着航迹推算对测向定量化的要求，单纯的“揆南北”的“指南浮针”与由天干、地支组成的二十四向方位盘组合起来，演进成“磁罗盘”。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从一地航行到另一地的转向针位点集合技术，形成了“定向行船”所依赖的航路指南。海员们还掌握了通过观测天体（特别是北极星）的高度，来判定船的地理位置（主要是南北位移）的天文定位技术，从而使航迹推算的船位误差得到了关键性的修正。

明初，郑和航海术将“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到一个空前辉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盛景。郑和航海术主要体现在集航用海图与航路指南于一身的《郑和航海图》上。《郑和航海图》不但对广大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航区标注了具体的地理位置，还对沿途景物进行了写实性的描绘，而且对沿途的导航物与碍航物，如山峰、岛屿、浅滩、礁岩、港口等进行了标识。图中还出现了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意义的针路系统，并吸收运用了其他航海者的先进仪器与导航方法，将之与中国传统的量天尺观测技术结合，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横渡印度洋的过洋牵星系统。

（取材于孙光圻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是我国继承和发扬古丝绸之路精神，结合时代背景和世界大趋势，提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合作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创造了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涉及世界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建立了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性新兴大市场。2017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取得明显成效。

贸易投资合作继续深化。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1%，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

重大项目扎实推进。东非铁路起始段肯尼亚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中老铁路首条隧道全线贯通，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匈塞铁路、卡拉奇高速公路等项目进展顺利。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典范。

自贸区建设取得突破。我国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签署自贸协定，与摩尔多瓦、毛里求斯正式启动自贸协定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对外援助效应提升。我国启动“共筑援助之桥，畅通‘一带一路’”行动，落实了多项重大援助举措，积极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开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专题培训班，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助推中国梦的实现，还助力沿线国家实现现代化，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合作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必将超越某一国家、某一区域，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造成深刻影响。

（取材于高峰、王晓易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天（2019年3月5日）上午，今年全国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后开启。银保监会、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国台办等部门的负责人先后走上通道，就多个热点问题做出回应。

对于中美能否达成磋商协议，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这需要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下，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双方的磋商是富有成效的，假如能够达成协议，将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钟山介绍说：“在90天的期限内，中美双方开展了三轮高级别磋商。双方要达成共识，就需要求同存异，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双方的磋商也是富有成效的，双方经过90天的磋商，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有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根据磋商的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延长磋商的时限。在这个期限内，不提高关税的税率”。

材料二：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酝酿已久的中美贸易大战算是正式打响了。毫无疑问，从行业和企业的角度来未看，这一波互联网浪湖中兴起的出口电商肯定是最受伤的那个，如果贸易战刹不住车，将影响全球开放贸易格局，出口电商在诸多掣肘中将变得举步维艰。

贸易战最主要的方式是加税，最直接的结果是外来产品价格上涨，保护本国产品的市场。这种粗暴的做法反而给出了出口电商绕过贸易战的一种逻辑：降低推售产品的价格敏感性，多关注那些高质高价的产品。

在不少人心中，国货的低端形象或许是出口电商面临的最大问题。但是，出口电商之所以能够迎来快速增长，与中国制造形象的改变也有很大关系。

除了一带一路、产业结构转型等大局需要，出口电商还肩负平衡国际贸易、调节外汇等谐多责任，也因此，不只是企业层面，***夏尊恩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积极的国内消费市场前景，以及逐步改善的营商环境，使中国继续成为全球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报告称，受访企业中69%的企业2018年实现盈利，另外21%的企业实现收支平衡。其中，科技行业金业表示，与全球业务相比，其在中国的息税前利润率更高。

高峰称，商会会员企业明确表示，中国仍然是所在行业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重中之重。同时，会员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继续改善保持乐观，自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会员企业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信心达到了最高点。

高峰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放宽对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不断提高市场监管的造明度，加大对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外资投诉机制，努力协调解决外国投资者的合理关切，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