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年代

刘慈欣

物理学教授叶哲泰走上大学操场的批判台，他那神情分明在说：让我背负的十字架更沉重些吧！他负担的东西确实很重，戴的高帽子是用一指粗的钢筋焊成的，胸前那块牌子是从实验室烤箱上拆下的铁门。

押送叶哲泰上台的红卫兵是两男四女。两个男青年是理论物理专业大学四年级的，叶哲泰曾是他们的老师：四名女孩都是附中的初二学生，这些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的小战士挟带着逼人的青春活力，像四团绿色的火焰。一名男红卫兵转向批判对象：“叶哲泰，你精通各种力学，应该看到自己正在抗拒的这股伟大的合力是多么强大，顽固下去是死路一条！老实回答问题：在六二至六五届的基础课中，你是不是擅自加入了大量的相对论内容？”

“相对论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古典理论，基础课怎么能不涉及它呢？”叶哲泰说。

“你胡说！”旁边一名女红卫兵厉声说，“爱因斯坦是反动的学术权威，他有奶便是娘，跑去为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要建立起革命的科学，就要打倒以相对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黑旗！”叶哲泰忍受着头上铁高帽和胸前铁板带来的痛苦，不值得回应的问题就沉默了。

叶哲泰的妻子，同系物理学教授绍琳走上台。她身穿一件很不合体的草绿色衣服，但熟悉绍琳的人想到以前常穿精致旗袍讲课的她，总觉得别扭。

“叶哲泰！”绍琳指着丈夫喝道，却连其中的颤抖也放大了，“你没有想到我会站出来揭发你，批判你吧！？”她转向台下，“我们应该认清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反动本质，它提出静态宇宙模型，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是反辩证法的！它认为宇宙有限，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唯心主义……”听着妻子滔滔不绝的演讲，叶哲泰苦笑了一下。

“低下头！”一名男红卫兵大声命令。被批斗者都要低头，但叶哲泰要这样，那顶沉重的铁高帽就会掉下去，以后只要他一直低着头，就没有理由再给他戴上。但叶哲泰仍昂着头，用瘦弱的脖颈支撑着那束沉重的钢铁。“低头！你个反动顽固分子！”旁边一名女红卫兵解下腰间的皮带朝叶哲泰挥去，在他脑门上精确地留下了带扣的形状，但很快又被淤血模糊成黑紫的一团。

“叶哲泰，这一点你是无法抵赖的！你多次向学生散布反动的哥本哈根解释！”“这毕竟是目前公认的最符合实验结果的解释。”叶哲泰说，在受到如此重击后，他的口气还如此从容，这让绍琳很吃惊，也很恐惧。“这个解释认为，是外部的观察导致了量子波函数的坍缩，这是反动唯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最猖狂的表现！…‘是哲学指引实验还是实验指引哲学？”叶哲泰这突然的反击今批判者们一时不知所措。“当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科学实验！”一名男红卫兵说。

“这等于说正确的哲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反对实践出真知，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界的认知原则的。”

“什么？反动！反动透顶！”那女孩儿举起紧握皮带的手指着叶哲泰，“你，是想说有上帝？”“我是说不知道，如果上帝是指宇宙之外的超意识的话，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正反两方面，科学都没给出确实的证据。”

这句大逆不道的话在整个会场引起了骚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叶哲泰！”“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反动学说！”

“上帝是不存在的，一切宗教，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麻痹人民的精神工具！”口号平息后，那个小女孩儿大声说。“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叶哲泰平静地说。

对于眼前这个危险的敌人，一切语言都无意义了，她抡起皮带冲上去，她的三个小同志立刻跟上，朝上抡起皮带打他那不肯低下的头，在开始的几下打击后，他头上能起一定保护作用的铁高帽被打掉了，接下来带铜扣的宽皮带如雨点般打在他的头上和身上……

物理学家静静地躺在地上，半睁的双眼看着从他头颅上流出的血迹，疯狂的会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那条血迹是唯一在动的东西，它像一条红蛇缓慢地蜿蜒爬行着，到达台沿后一滴滴地滴在下面一个空箱子上，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像渐行渐远的脚步。

（选自《三体》，有删改）

克隆人与人类，之间还有多少距离？

有寓言说，一个国家有一口泉叫作“狂泉”，人只要喝一口就会变成疯子。这个国家的所有臣民都喝了狂泉之水，唯独国王没喝保持着清醒。结果全国的疯子反倒觉得国王精神有问题，想方设法“治疗”他的“疯病”。最终国王被迫喝下狂泉之水，与民同疯。

在一个简单的细胞中，也有可能上演这种“民逼官反”的乱象。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最高控制中心，一般来说，细胞要进行活动，都得先向细胞核“申报”，细胞核“批准”以后，会调动相关的基因，让信使——一种叫RNA的分子将遗传信息带出去，以便让相关细胞器执行自己的命令。可以说，在细胞里，细胞核就是国王，而其他结构和成分就是臣民。只有“国王”与“臣民”齐心合力，细胞才能运作得井井有条。要是“臣民”跟“国王”翻脸了会怎么样？20世纪6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对一种叫做爪蟾的蟾蜍的卵细胞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他首先取走了卵细胞的细胞核，将一个爪蟾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这个卵细胞中，还对这个卵细胞用电流和化学药剂进行处理，相当于在卵细胞的“臣民”中散播谣言：你已经受精了，赶紧变成受精卵然后发育成胚胎吧。 “臣民”并没有意识到“国王”被调包，纷纷“请求”细胞核“下达”让受精卵发育的命令。由于“众怒难犯”， 细胞核不得不让自己转型成一个卵细胞的细胞核来指导卵细胞发育成胚胎。

这种技术叫做“克隆”。通过克隆技术，一个普通的体细胞也能变得像受精卵一样具有发育成各种器官乃至完整生物个体的可能性。

1996年，一只名叫“多利”的克隆羊在英国降生，之后，人们开始纷纷关注起一个新名词——“克隆人”。对于克隆人，与民间的恐惧态度不同，学术界更多的是期待：在不能克隆人类个体的情况下，可以先克隆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理论上，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分化产生人体绝大多数的组织和器官，一旦克隆技术成熟，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苦苦等待器官配型的岁月也许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生物学家们围绕胚胎干细胞的克隆展开了激烈的竞赛。

然而，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并非信手拈来。被转移到卵细胞里面的细胞核属于“赶鸭子上架”，这个细胞核对于自己的新任务、新身份会有诸多的不适应。结果就是绝大多数克隆胚胎都难以正常发育，以至“胎死腹中”。

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研究者收集成百上千的卵细胞，进行成百上千次核移植，本着枪打多了总会中靶的思想去尝试，总会有那么几个体细胞核能够“在工作中学习进步”，做好自己的新工作，指挥细胞成为健康的胚胎与动物个体。但是人类一个月才排出一颗卵，加之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灵长类动物的细胞核似乎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专一”，无论怎么进行“培训”似乎都难以使它们胜任新工作，这让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任务异常艰巨。

自此之后，克隆仿佛成了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

可是，有那么一批人依然坚信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并不是死路一条，仍旧在坚持不懈地尝试。他们在极为有限的理论指导下穷举着每一种可能有效的技术参数……很多人放弃了，但是每一次失败的尝试都为后人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而每一点进步都共同铺就坚持到底者的征途。

2007年，黑暗的道路上终于有了第一抹光明，美籍维吾尔族人米塔利波夫的团队成功克隆出了猕猴的胚胎干细胞，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热情被重新点燃。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克隆。但是大家等啊等，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仿佛就是骡子前面的那根胡萝卜，分明近在眼前了，可就是怎么也吃不到。

令科学家意外的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其实一直就放在他们的桌上。2013年，米塔利波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人类体细胞核移植的过程中使用了咖啡因，结果看到了科学家们翘首期待的奇迹：用咖啡因处理过的克隆人类胚胎不但可以高效地完成重编程，而且由此得到的胚胎还有着史无前例的完美形态。

为什么咖啡因会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体细胞核移植的过程相当于把卵细胞原来的“国王”驱逐，扶植了一个外来的“新国王”上位，而咖啡因就相当于一个“顾命大臣”，它可以在政权交接的时候努力“安定民心”，确保“新国王”顺利即位。

至此，克隆人这项在十多年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技术，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

(选自《科普中国》，有删改)

笔墨的超越

①毛笔、墨是中国书法和绘画的主要工具，原本并无奇特之处，不过分别是由兽毛与熏烧的烟灰制作而成的。但是，在中国的书画艺术史上，它们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②汉代蔡邕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确，毛笔是中国书画成为艺术的关键因素之一。“墨分五色”，足以展现万类的缤纷，更是中国艺术家的常识。毛笔的锥体造型，具有“锋出八面”的能力；墨与水的调和，经过宣纸的涸化，可产生变幻莫测的效果。

③笔墨的造型过程一般不可重复，书法和绘画，虽是静态地呈现在纸上，却可以在人们心中唤起强烈的动感。沈尹默说，在欣赏书法时，“不但可以接触到五光十色的神采，而且还会感到音乐般轻重痰徐的节奏”。原本的“墨色”，居然可使人感受到“五光十色”；原本静止的文字，居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音乐的节奏”！中国的书法与绘画艺术，因笔墨的性能，具有了独特的表现能力与艺术魅力。简单的书写或皴擦、普通的黑白两色，竟然以简驭繁、以静寓动，胜过了许多复杂的艺术。宗白华认为：“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取代了音乐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其中或有溢美之词，但也足见中国人对笔墨艺术的特殊感情。

④这种特殊感情的形成，不仅由于笔墨造型能力的超妙和奇特。

⑤笔墨与文人长相厮守，须臾不离，年深日久，似乎也具有了特殊的性灵。因此，笔可以“歇”，墨可以“舞”，“妙笔”可以“生花”，笔底可走“龙蛇”，甚至文人也被称为“墨客”——工具与人，达成了性灵的相通。在长迭数千年的历史里，笔墨成为文人精神生活重要的呈现手段之一。相传锺繇说过：“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笔迹界破空间，成为人们传达美的手段，于是乎有了中国书法和绘画的文人传统。

⑥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对调笔用墨，有一系列的规范。《弟子规》说：“墨磨偏，心不端。”执笔要求“腕平掌竖”，因为“心正则笔正”，反之“笔正”可见“心正”。在运笔的过程中，要求“中锋”和“藏锋”，因为：中则正”、“君子藏器”。何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其中包含了精神的期待。明代书论家项穆说：“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笔墨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心灵才是目的，看起来似乎是技术性的活动，所寄寓的却是非常深刻的人格修炼的目标。

⑦于是“技进乎道”，笔墨的训练转化为道德人格的修炼。黄庭坚认为，苏轼能拔萃于宋代书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道德文章之超卓，“他人终莫能及尔”。而人格的修炼，最终又服从于社会的总体目标，所以项穆又说：“正人心，所以娴圣道也。”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观念，在此被落实到了笔墨的操守中。这种笔墨活动，已经不再以艺术家的培养为鹄的，而以符合文化精神的社会人的塑造为旨归。

⑧有趣的是，与这种道德目标明确的修炼方式并存的，还有一种游戏的取向，所以“游戏笔墨”成为一个成语——虽然，它常常指作文的态度。宋代米芾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在这种游戏中，笔墨的艺术成为精神逍遥、心灵栖居的园地，技术的工巧与否并非关键。庄禅的哲学，由此流动于笔墨之中，与道德人格的修炼一样，浸润着中国文人的情怀。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