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楚岩

绿锈斑斑的钢制钥匙插进去,往上一提,然后把门环一拧,门就开了,推开它,门吱呀一声发出沉重的叹息；同时, 门楣上扑簌簌地往下掉落阵阵尘灰。

我离家已经整整九个年头。开始几年,老伴依然和这老屋所守。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如同“候鸟”一样飞回乡下,与老伴相聚.彼时的老屋在我心中,如同鸟儿的归巢。当我在人生的天空飞累了,可以在此睡个甜甜的觉,亦可躲避外界的风风雨雨。十年以前,我拼尽全力,把所得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起来，带领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女,每天傍晚到水塘里挖沙,又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准备改造旧屋。儿女们累的哭了,我就用美丽的语言,给他们描述住进新屋那种舒坦和惬意带…

我们的村子原是一个破败落后的小村。小山坡下,拥挤着几百间各式各样的屋子。这些屋子,当年都是低矮的泥砖建筑,显得零乱、破败、萧条和风雨飘摇。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村民省吃俭用,累死累活，自己用田野的泥巴作成泥砖,陆续盖起来了部分泥砖结构的新房子。后来,有人盖起了红砖的屋子,再后来，更有人盖起来了水泥的楼房。这一切,仿佛是悄悄进行的,又仿佛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涌现出来的。站在高处极目望去,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水泥结构的楼房,红砖的屋子、泥砖的屋子与旧时留下来的厕所、猪栏,杂物交又错落,黑色的、灰色的、暗红色的瓦面,和新式的水泥银灰色的屋顶,相互映衬,如同白发苍苍的老人、朝气蓬勃的小伙、打扮入时的靓女、天真烂漫的小孩拥挤在一起,年龄老幼不同,衣着斑斓各异。

在一片古老和新湖的交替中,我家的老屋显然算不得十分苍老,但显然已经宛如我一样,成了个年近六旬的初老之人,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关上咿呀作响的木门,我到一位朋友家去做客。我们是同龄人,他高我矮,他瘦我胖,儿时,我们一起光着屁股在村前的水塘中戏水,后来又一道去放生,在田边戽水用戽hù斗汲水］捉鱼,当晚霞在天边辉映出红色或紫橙色的霞光,我们把斗笠挂在身后,在水牛背上,慢悠悠晁悠悠一高一低地同家来。

如今,这位高高瘦瘦的牧童早已发福,成了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而他家建筑的气势、屋里的摆设,更是把我震住了。啊!十多米长五层高的新楼,琉璃瓦顶,外表装修白绿相见的马赛克,光彩照人。客厅里，一色的欧式家具,真皮沙发,彩电、录像机、音响一应俱全。当年,我的老朋友也有一问老屋,是泥砖盖的,和我的老屋相比,显得太破旧。而今天他的这间新屋,据说是两年前盖起的。沧海桑田；世间更迭,十多年前,当我盖新房时啧啧称赞,认为我有本事攒钱。而历史以一时难测的高速冲向前方。面对他的新屋,曾经自慰于自己的新屋在村中还算时髦的我,不得不自惭形秽了。

那么再过若干年,老朋友的这幢新楼,是否又会变成旧屋而显得落伍呢……

朋友家里,不断有青年男女进进出出,汽车摩托车响声不断,那是老朋友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来探望朋友的小孙孙的。年轻人全都衣着新潮,说话嗓门高,行动快捷,偶然我问起他儿子这幢新楼如何,刚刚做起了爸爸的小伙子回答说:“我爸思想太老土,简直不可救药。当年叫他不要这样盖的,至少要留一个停车场,他偏不接受,你看吧,才两年,门前的车子拥挤不堪,什么新楼,现在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

看来,我刚才的疑问,已经有了肯定的回答。

挺立的椿树

文/郭军平

上下班路上，总要经过那条街道，而在那条街路上，总能看到一棵独立挺拔的椿树，在繁华的街道路旁，尚没有花草树木，因而这棵椿树格外显眼，每次抬头望去，总是看到椿树挺拔在蓝天白云中，显得辽阔而壮观。

只要驻足一下，椿树挺立的姿势似乎让你忘怀街道的喧闹和汽笛，一种宁静的澄澈的悠远的心思也许会升腾你的心空，让你不由得畅想远方，远方是什么？辽阔的大草原，连绵的群山，还是奔腾的江水，欢唱的小河，亦或是一望无垠的麦田和鸡鸣狗吠的乡间村落？

可以想见，椿树是唯一一个幸存者，在它的周围以前也是树木林立，百草丰茂，然而随着街道的开辟拓展它们一个个都随风而逝，悄然泯灭。椿树是孤独的，在孤独中它还能挺立多久，也许剪伐命运的斧钺随时都会降临到它的身上。

然而椿树依然在固守着自己的家园，而且枝叶茂盛，温暖着着那一片街道，让路过的每一个人不至于感到城市街道的干枯。这种挺立不是街道旁那些栽植的树木的挺立，这种挺立总让人想到一种野性的挺立。

也许这棵椿树不是人工栽植，是在某一年某一月的某一天随风飘落而降生，或是从某一个鸟嘴里幸运的逃脱而降生，也许有很多原因，但都促使了它的生长。

它的躯干很直，很挺，也很粗壮，显得高大而坚强。想想多少次寒风呼啸，多少次雷击雨打，多少次风霜雪雹，都没有摧弯它的躯干，摧毁他的生命，让你不由不感叹着这种野性的坚韧和顽强。

这使我不由的不想起柳嘉的《野性的林》中的句子：“我在这里看到了力的素描和写生。野性不就是力的象征！”“它的铁画银钩倔强而刚劲。没有这亘古如一的精神，便不可能有万物的滋生。每一粒种子落入土里便是力的萌芽，然后便有你瞧那每一颗树木都挺拔而昂扬，没有丝毫悠游的逸致，也没有一点儿踌躇犹豫的迹象。它们只是一个劲地拼命向上长，朝着晴空，朝着雨露，朝着阳光。”

这真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挺立的椿树就是这样的歌者。我听见了它心灵的呐喊，我听见了它与苦难搏斗的声音，我听见了它追逐天空的足音；它奔跑着，趔趄着，越过一座又一座山头，趟过一条又一条小河。固然前行的路永无终期——它不知道它走到何时，它也无需知道；它心里也许只有一个方向——那辽阔的天空；

天空飞翔过鸟儿，也曾停留在它的肩头，为它歌唱，为他祈福；但陪伴它的更多的是孤独，它忍受着孤独，在孤独里它听清风的吟唱；在孤独里，它与狂风暴雨作战；在孤独里，它迎朝霞，饮霜露，看着辉煌的落日一次又一次沉下山头。

它“具有最纯真、最朴素的美。它毫不做作，既没有病态，也没有畸形。它是这样浑厚、丰满而斑斓。因为它包罗、积累并融合了从古至今林中最美好的种属、质地和品性。”用这样的话为它作注是最好的结语。

椿树，挺立的椿树，在繁华的闹市里站成一种风景，一尊雕塑，一种象征。

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没有）不济（成功）矣。”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的，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且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节选自《中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①卢沟桥烽火燃起，作为教务长的他来到校园，日本兵还没到，却看见同胞在翻箱倒柜搬拿东西，一片狼藉，如同自毁巢穴，他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引自潘光旦《图南日记》）。

②拿学术沽名钓誉的出风头的那些学者不寂寞，我说真实的学者是寂寞的，因为知音者稀。你看潘先生生前，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他呢？他生前寂寞极了。（邓锐龄访谈录）

论学究气

法蒙田

小时候，看意大利喜剧，其中总有一个逗乐的迂夫子。那时，想到我们这里给满腹学究气的教书先生的绰号也一样饱含讽刺意味，心里总免不了要气恼。他们的学识极多于我们，珍惜他们的声誉，难道不是我们起码该做的吗？可我又很难解释，为什么最斯文的人偏偏将他们视如敝屣。以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发现这些人的看法还是极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

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杂乱的东西而理不出头绪，压得腰弯背驼，枯萎干瘪。远离公众事务的哲学家，他们庸碌无能，难以担负公众事务。你让他们来仲裁某桩诉讼案，他们要问清楚，他们做这有没有生命，会不会动，人是否跟牛不同。因此，俗人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通世事，自高自大。至于另一些哲学家，我要说，他们不但博古通今，而且还是行动的巨人。他们和锡拉库萨的几何学家很相似。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某位几何学家从冥思苦想的纯科学研究中走出来，把某些研究付诸实践，于是他很快就发明了可怕的守城器械。然而，他自己却对这些发明不屑一顾，认为这有损于科学的尊严，这些创造不过是学徒的活计和儿童的玩具。那些哲学家也一样。有时，人们让他们经受行动的考验，他们就展翅高飞，对事物的领悟更加透彻，他们的胸怀和思想仿佛就更加博大精深。但也有一些人，也许是太过聪明，看穿了世间名利纷争的无聊，看到无能之辈掌握政权，就退避三舍。赫拉克利特把王位让给了兄弟，人民就责备他不该自命清高，整天和孩童在神殿前玩耍，他回答道：“与孩童玩耍难道不比和你们这帮人一起治理国家强吗？”

我不再气恼于对满腹学究气的教书先生讽刺的行为，我把这个错误归咎于他们对待学问的态度不正确。看来我也受到时下风气的感染，写随笔会到处搜集我喜欢的警句名言。表面的东西似乎传授起来更为简单，在现行的教育方式下，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看起来也头脑简单，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传授知识，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的确迂腐可笑得很。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学到的那些口耳相传的所谓知识，不过是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像这样乞讨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憎恨那些并不聪明的哲人。

（选自《蒙田随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