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讲，工业设计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理念解决问题的过程。工业设计处于制造业产业和产品创新链的起点、价值链的源头，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也是衡量国家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展装备制造业工业设计，既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其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也对促进全产业链发展，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出发，把“人”的需求放在中心，再透过一连串设计流程，把需求变成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工业设计的价值所在。早在秦朝的石质铠甲设计中便有所体现，秦石铠甲中，腰部以下及披膊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这样能够使披甲人更加灵活地弯腰、举臂。在当代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系列化乘员设备工业设计中，设计团队同样遵循“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观，从航天员操作习惯及工效学要求出发，创新人性化设计，使产品操作部件符合人体尺度规律，使航天员设备兼具可用性与易用性。

工业设计的更高境界是将文化与设计融为一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宝贵创新力量，深入汲取、吸收其精华，能够使当代工业设计走得更稳。比如，秦人设计的三棱形箭镞，其边缘呈流线型，这种设计可以减小箭镞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从而更加平稳地射中目标。今天，在设计国产大型客机C919时，为减少空气阻力，商飞团队同样对机头、机身、翼梢都做了改进，使其相比国际相近机型，阻力减少了5%。古今对照，为更好地实现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深藏着丰厚精神财富。当下，研究文化与设计的融合，不仅要研究传统文化的视觉表达，更要研究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使其既“悦目”，又“赏心”。工业设计产品要想为人们带去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上的感动，设计师不仅应关注设计之“术”，更应关注设计之“道”里的“中国之道”，将其融入设计，可赋予产品更深刻、独特的内涵。

提升装备制造业工业设计自主创新能力，还需向社会传达正确的工业设计理念。以设计创新思维为主的创新机制，提倡将设计融入创新链前端，帮助企业在产品开发中应用设计流程，使设计创新思维成为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运用设计创新思维不仅能够提升装备制造业的设计质量，而且可以改善长期以来重视技术创新而忽视设计创新、重视工程设计而工业设计缺失的问题，缩小我国在设计理念和现代设计方法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长期以来工业设计仅局限于轻工产品，而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里缺位的尴尬境地。

今天，制造的基础和用户的需求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不能再单纯以过去的制造特征来提供面向当代的设计服务。我们所面临的是新的智造时代，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应积极顺应时代大潮，为大国制造插上设计创新的翅膀。

(摘编自余隋怀《将文化与设计融为一体》)

傅斯年：大炮·老虎·学者

王枪手

①“大炮”“老虎”，一个学者，有这样两个外号，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③他也确有狂傲的资本。胡适从海外归来，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从此，傅斯年与胡适，也就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直至终生。

④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一高兴就去找老校长蔡元培喝酒。那天是蔡先生带头喝醉了，傅斯年也跟着醉了，之后大伙就开始比赛放狂话，狂来狂去，谁也比不上傅斯年放的炮响，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子，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好家伙，他比秦始皇还狠。多亏这时候他是在大学里工作，要是在外事部门，这样一番话非引来严重外交纠纷不可。“大炮”的外号不给他，你说是不是都太浪费了?

⑤“大炮”在暗室里放狂还没有什么杀伤力，傅斯年炮打孔祥熙才真叫动人心魄。抗战初期，傅斯年就准备弹劾庸劣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他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先生联络，希望共同采取行动。他在参政院大会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就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⑥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是呢，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周作人即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这个傅“老虎”一概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这一席话，就把所有的说情者挡在门外了。

⑦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身体不行了，虎威却一点不减。他当台大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是不会见怪的，可是他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这一点挺吓人的。那时的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了。傅斯年仅用此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

⑧放大炮又发虎威，毕竟不是学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

⑨傅斯年死后，胡适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骂胡适了，这一点令胡适无比痛惜。

(选自《醒狮国学》，有删改)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看汉服运动

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本位论”则完成了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对于汉服运动，我们也应该把它放置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线索中加以考察。

从章太炎到陈寅恪再到钱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历来强调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但是，他们所有的理论诉求都是建立在“文化本位”而不是“种族本位”的基础上的。即使是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目的的章太炎，也明确指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们尊信孔教，而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同样，按照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在“种族”、“文化”和“地域”三个因素当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钱穆的“文化本位论”更是毋庸赘言。汉服运动宣扬汉民族种族的纯正性和优越性，它所推崇的“汉民族本位”归根结底是一种“种族本位”理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语境之中，产生民族的“认同焦虑”是必然的，其认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由此而退回到“种族本位”，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汉服运动“汉本位”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表现出一种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排他的、妄自尊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强调汉民族文化的纯正性和优越性，无视汉民族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鄙薄汉族之外的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反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一点，在他们对“汉服”和“唐装”的不同态度上，在他们对“汉民族的杰出人物”和“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的不同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本位运动，不仅不是纯粹的“汉本位”的文化本位运动，相反，他们都首先强调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强调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融。这也正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与西化派形成正面冲突之势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章太炎的“国粹国光论”、陈寅恪的“文化民族论”，还是钱穆的“文化本位论”，都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年代，通过对民族认同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和民族文化的新生，因而，他们都是立足传统而面向未来的。汉服运动根本的社会性目标就是恢复“大汉民族”的“正统”，而他们所谓的“正统”不仅是虚妄的，而且是逆时而动、面朝过去的。无论如何，汉服运动都不是“民族意识的回归”，而是“民族意识的退化”；不是所谓“文化的自觉”，而是“历史的倒退”。安东尼·史密斯说：“种族性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更像是‘宗教替代品’的制度化。”确乎如此。

（选自张跣《“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