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侈、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就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大将张俊所领士兵因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唯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又穿华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再如：“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等。

(选自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梵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梵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梵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背后的子弹

包利民

冲出战壕的时候，班长赵锐只觉得兴奋，他大步向前，狂风，还有子弹的呼啸。他都没有一点儿的恐惧，这样的场景他经历得太多了，竟是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忽然，一丝莫名的凉意夹杂着不安涌上心头，只觉背后异样，猛回头，却见战士钱万里正跟在身后十来米处，黑洞洞的枪口晃动着，不时划过他的后心，他不禁颤了一下。

赵锐瞬间想起，许多次战斗都是这样，冲锋的时候，钱万里就跟在他后面不远处。他的心更是紧提了起来，作为班长，他没少收拾这个沉默的战士，总是找茬让他吃些苦头。有时是钱万里真的犯了错，有时是无事找事，不为别的，他就是讨厌钱万里的冷淡与冷漠，这个兵蛋子，不会讨好班长，也不会笑，让人心里不舒服。赵锐回想起刚才钱万里看着他的目光，比那枪口更让人心生寒意。事实上这种眼神赵锐在钱万里的眼中已看过多次，说不出的阴寒。这小子总跟着自己，不会瞅冷子照自己放上一黑枪吧！

钱万里的心里也的确是这么想的。每次冲锋，他都紧紧尾随赵锐，他甚至无视迎面而来的弹雨，眼中只有那个让他痛恨的背影。他是有着痛恨的理由的，他才十八岁，偷偷跑出来参军，就是为了躲避养父母的虐待。从小到大，他是在阴暗的际遇中成长起来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温暖，虽然不至于去恨每一个人，可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他只是本份地当一个兵，作战也勇敢不退缩，可这却引来了班长的不满。有一次他不小心打翻了自己的那份饭，却被班长痛斥，不但饿着肚子，还被关了一夜的禁闭。他没想到逃出那样的家庭，却又迎来这么一个班长。他的恨便疯长起来，每一次他的手都攥得发白，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

已经越来越接近敌人的阵地，不少战士都倒在了冲锋的途中。那子弹也越发密集起来，可却影响不了这两个人的推进速度。随着脚步的迈动，钱万里的步枪枪口也在不停地抖动，而枪口的前方，就是赵锐。赵锐也因此一阵阵地脊梁发冷，奔跑的身姿也有些僵硬。前方，敌人已经冲出阵地，战斗的短兵相接异常激烈。混战之际，钱万里觉得机会来了。他不停地开枪打倒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寻找时机向那个背影开上一枪，而这一枪，一定要毙命，还要做成是敌人射击的假相。赵锐听着身后的枪响，见敌人一个个倒下，暗自吁了一口气，同时笑自己的多疑。于是恢复了状态，围拢过来的敌人在他的枪口下一个个倒地。

冲到敌人阵地前，兵员已经大幅减少，敌人也呈包围之势靠拢过来，几乎四面都有敌人。见这情形，钱万里一阵激动，这就是最好的时机！他机警地四顾，敌人又倒下许多，前面的班长也撂倒了不少，在全排，他们两个的单兵作战能力是最突出的，钱万里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赵锐才会收拾他。见周围的敌人有些退缩，暂时对自己构不成威胁，钱万里的枪口暗暗对准了前面背影的心脏位置，他相信自己的枪法，手因用力而微微颤抖。全身也出了汗，风更猛，他忽然打了个冷战，感觉到冷。那一瞬间，他记起一个同样寒冷的时刻。那时他躺在战壕里，午夜，冬季，睡梦中被冻得醒过来，而更大的困意再度让他迷糊，只觉得一个草垫子忽然盖在身上。他微微张开眼睛，只看见一个模糊的背影。而此刻，那背影正在清晰。

赵锐仿佛有预感般转过身来，见钱万里的枪正直直地瞄着自己，他下意识地举枪。钱万里的枪响了，而赵锐的枪也响了。有那么一刻，赵锐觉得无边的寂静，自己仍然站着，转回身去，一个接近他的敌人正在倒地。钱万里见到赵锐开枪，脸上竟露出了微笑，可身上却没有痛的感觉，一个敌人在他身后正慢慢倾倒。

两人对视了一发。赵锐骂道：“发什么呆，快跟上，小心我收拾你！”钱万里提枪而上，全身的寒冷顿消。战场上，两个身影正所向披靡。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②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

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③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⑤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中国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