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转变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被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有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变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与构建，其最初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价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块条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必须有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等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我国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演进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人类货币观念的转变，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摘编自《中国周刊》《货币的发展与演变》）

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猪等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姓，但距离周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样”，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有删改)

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形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他从医75年，将超过15000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就是朗读者吴孟超。”他，被人们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今年已经96岁。

他的右手，握过众多的奖杯，但却最契合止血钳的形状——筋脉虬结，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但又超乎寻常的柔软细腻，指甲整齐润泽——食指畸变是因为过去的成千上万台肝脏手术，细腻灵活是为了未来能再多帮助一个生命。庞眉皓发的吴孟超说，自己爱惜手要远胜过脸。脸老了没有所谓的，但是这双能在手术台上连续操作十个小时的手，是和死神博弈的利器，在肝脏的方寸之间渡人生死，接病人回到人间时，要稳健而有力——在面对病人满腹腔的充血时，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满眼的红色，但吴孟超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代替眼睛游刃有余地选中血管一掐，血当即就会止住。

吴孟超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他初中毕业时，祖国正遭受法西斯的侵略。按照当地习俗，校方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奉献自己”的种子，已经在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心中深种了——他当即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送往了抗日根据地延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

吴孟超下定决心，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即使一人之力不能救祖国于水火，也要和亿万同胞共赴汤蹈火。吴孟超走了一个月的水路、旱路，来到昆明，却发现去延安的路只会更加漫长凶险。同学劝他，与其送死，不如科学救国。于是，吴孟超暂时按下自己内心的激愤，投入了考取同济高中的复习中。后来，吴孟超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有幸听到了“当代中国外科之父”、在二战中挽救无数生命的裘法祖教授的课，顿时被他的渊博知识、精湛医术所折服，用吴孟超自己的话说，“成了他的铁杆粉丝”。后来吴孟超在医院当住院医生，才得以近距离地跟裘法祖查房、看他手术，真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他的学生。到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百分之八十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三代、第四代学生。

吴孟超再次回到马来西亚时，父亲已经因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去世了。他为了救国，学了这一行，却没有机会给自己的父亲医治。他在父母的墓前，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祖国做了一点事情。

在2004年，82岁的吴孟超，不顾众人的反对接下了一台复杂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手术的对象是一个叫甜甜的女孩，她肝脏的肿瘤，比篮球还大，大到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肝移植一条路可以保命。同事偷偷劝吴孟超，说别人都不敢切，你切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在旁人在乎“晚节”大过天的年纪，吴孟超只认“人命关天”，他果断地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名誉算什么! 2004年9 月24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吴孟超通过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术，给女孩切掉了肿瘤。女孩说：“后来我选择了9 月24——让我获得再生的日子，和我心爱的人携手走上红毯。今天我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谢谢您。”

在吴孟超这里，所谓“人上人”的荣耀他尽管让别人去享受，他只图善尽“人中人”的天职。一生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别人感恩的话;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谢”这个字。但这对于像吴孟超这样的医生来说，足够美好了。

(选编自《朗读者》第二季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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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孟超的同事：“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您说，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对于自己越喜爱越器重的学生，吴孟超会越严厉。学生张绍庚说，导师常常告诉他们：“一定要趁年轻时好好学习，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具备严谨、细致和耐心的医风，否则将一事无成。”

(央视网《中国微故事》，2018年07月26日第80期)

②“一个医学家应该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终身追求。”“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吴孟超说。

(2019年1月15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