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期生猪供应出现紧张，猪肉价格明显上涨。新措施密集出台，2019 年 9 月 2 日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说，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发放方式，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政策；自然资源部明确取消生猪养殖附属设施用地 15 亩上限规定，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生猪养殖可用一般耕地……

压实百姓“菜篮子”，地方政府责无旁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秀彬说，关键要突出发展生猪生产保证市场供应、突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保供、突出“用地、资金、人才”三大要素保障、突出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秩序。

全国生猪生产和调出大省江西已全面启动生猪复产増养行动计划，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加大引种扩繁力度，新建、改扩建一批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增加生猪存栏规模。

当前尤其要防止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秩序。有关业内人士说，国家已作由专门部署，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不法行为。

（摘编自《生猪生产恢复向好肉类供应有保障》）

材料二：

材料三：

2019 年盛夏，猪肉市场颇受关注。自 2 月底生猪价格开始回升，此后逐月上行，6月下旬以来快速上涨，至今维持高位。那么，目前猪肉产销情况如何？能否保障供给？

目前供给偏紧，但整体链条保持平稳。生猪供给很难马上增加，因为养殖本身需要半年周期。生猪养殖正在上量，但还要维持一段紧平衡。

有关人士分析，这轮生猪行情的老问题，就是猪周期①，两年涨、两年跌，或者三年一小周期、五年一大周期，这一轮自 2017 年，历经 15 个月，现在回暖了。但为何这轮生猪价格似乎比往年涨得更猛？是因为几大因素碰头，猪周期、非洲猪瘟和政策性调控等聚在一起，老问题叠加新问题。这一轮猪周期好多散户退养了，猪源减少；去年发生非洲猪瘟，猪源又减少；活下来的因为还没有疫苗，担心非洲猪瘟，也限制规模，猪源更少；政策性调控影响也恰好显现，这两年，许多个体养殖户包括有一定规模的养殖户，因为环保整治“一刀切”地退出。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敢再养猪的，大多是小规模养殖户。许多养殖户担心非洲猪瘟，不敢大规模投养，瘟疫来的时候他们纷纷抛售，疫情过去之后，产能降低、猪价上涨，但不太敢补栏了。可以看出，小户、散户普遍信心不足，大多“不敢养”。相关部门需要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建立健全生猪养殖、疫病防控和流通三大体系，为养殖户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这也是破解养殖户“不敢养”的关键。

（摘编自《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猪”到底养还是不养?》，2019 年 9 月 6 日，新浪网）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①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②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我每年的日子，大抵是在写作和旅行中度过的。

③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因寂静、单纯而显得格外的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英英的茄子、油绿的芹菜、细嫩的西葫芦、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的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④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

⑤我去香港两次，但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等。有一天下午，我外出归来，乘地铁在乐富站下车后，觉得浑身酸软，困倦难挡，于是就到地铁站对面的联合道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⑥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的绿等等。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有一天参加一个座谈，当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⑦十一月上旬，我从香港赴京参加作代会，会后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⑧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汪继湘先生和儿媳王莎女士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汤道耕印”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的灿烂。王莎女士说，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匠心

侯发山

老话讲，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话一点也不假。春花原先还是个黄毛丫头，就连她父亲的那些徒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没把她放在眼里，过了二十岁生日，春花像朵绽开的花，一下子就灿烂了。

上门提亲的不少，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似乎要把春花家的门槛踩断。娘不敢拿主意，说只要闺女满意，她没意见。

父亲早几年去世了，把秤店留给了春花，女承父业，她自然要在父亲的徒弟中物色一个。

父亲生前，选择徒弟十分苛刻，从家风到人品，全方面考察，老人家中意后再举行拜师仪式。学徒期满，经父亲检验合格，觉得徒弟的手艺不丢自己的人，然后叮嘱再三才允许出师。弯一下指头算算，父亲一辈子也就收了二十来个徒弟，跟春花年龄相仿的八九个，也就是说，春花要在这八九个徒弟中选择一个作为上门女婿，有田青，二贵，吴福，等等。

这是终身大事，马虎不得。老实讲，对田青几个，春花心里也没底，决定考考他们。店铺是祖传下来的，有一副对联，遗失了下联。春花说，谁要能对出下联，算是过了第一关。

不只是田青的师兄弟，方圆百十里的人，早就知道这副对联，有文人骚客专程赶来，没有一个人能对出来，太难对了。上联：老秤一斤十六两。横批：天下太平。老秤是指古时的秤，当时一斤等于十六两，秤杆上每表示一斤就有十六点秤花，每一点表示一两。可别小看小小的秤花，还是有讲究的：七颗星代表北斗七星，六颗星代表南斗六星，还有三颗星是福、禄、寿三星，为的是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一斤和十六两都是数量词。这两者限定了数量关系，一个数目限定了另一个数目是相等的一个关系。而老秤的来历是典故，暗含秤主要的用途是不短斤少两，有童叟无欺的意思，所以横批“天下太平”的意思也就于此，不然斤两不够，必然惹起事端，就不太平了。

田青师兄弟，在没有进店的时候，就没少琢磨这副残联，害怕师傅提起这个话头。现在春花既然出了考题，是骡子是马总得遛遛，要不，过了这个村也就没这个店了。

田青说，象棋半副二八颗。

二贵说，新春一年十二月。

吴福说，仁德百世万千年。

春花没有一个中意的。她虽不知道正确答案，但认为这些下联还缺点什么，没有祖辈要表达的意思。

还有一个徒弟，名叫秋实，平时木讷，老实。他对春花说，师傅在世时常说，做的秤一头是货物，一头是良心。所以，我对的下联的是“匠人良心重千钧”。

春花两眼一亮，觉得秋实对的还在点子上。

这只是第一关，春花还要进行第二关的考验，就是微服私访，暗中打听田青师兄弟的技艺。

县城就这么大，用秤来做买卖的就那么多家，这些秤也都出自父亲的徒弟之手。走进一家店铺，春花先看秤，看做工，验精度，然后问问人家秤是谁做的，多少钱买来的。有田青做的，有二贵做的，有吴福做的，也有秋实做的……真不愧是父亲的徒弟，春花愣是没瞅出毛病来。

田青这天来找春花告状，说秋实的老娘舅在临县偃师县城开了一家“赵家米店”，原来生意不景气，在秋实那里订做了一杆秤后，生意做得很是红火。田青怀疑这杆秤缺斤少两，不然，生意不会这么好。

春花便来到偃师县城，通过打听，得知原来这里有六家米店，只有“赵家米店”生意萧条。后来不知道啥原因，近两年生意特别火爆，大有吞并其他米店的意思。

春花就到店里买了五斤米，私下称了称，竟多出了整整一两!春花向县城的老百姓打听，他们都说，“赵家米店”斤两足，都愿意到这家店里买米吃。

春花又到店里看卖米的那杠秤，看到秤确实出自父亲徒弟之手，因为秤上有祖传的记号——在秤尾处用细铜丝掐上了一个心形图案，之所以这样做，一是用来平秤，二是时刻提醒做秤人和用秤人要讲天地良心!春花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发现这杆秤的心形要大一些，所以，每卖出一斤东西要多出两钱。

春花的脸上洋溢出笑意，心里有了自己的选择。回到家，春花把心里话告诉了娘。

娘沉吟一下，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春花不以为然，说，娘，匠人不但要有匠心、良心，还得有爱心。

洞房花烛夜，新房里传出了新郎新娘的悄悄话：

“舅舅说自己生意不好，让我给他做一杆秤，每一斤少两钱。毕竟是自已的舅舅，我想来想去，就把那个图案做大，每卖一斤东西就多了两钱……”

（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第2期，有删改）

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臬，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

(1)我们的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

(2)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让道德腐败驻扎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3)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是超越了狭隘理智的信仰!

(4)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太太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5)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捡到几千元钱后上交了，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答应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是“有毛病”。

(6)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好行为也很难。

(7)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8)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9)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淡薄的环境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10)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的”最流行的通称。

(11)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12)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学校，便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13)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