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来放鸭子。我要把生产队给我的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下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余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漂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

但是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的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第二，世界一定有一个底子，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万一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年轻人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

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爸爸。”父亲没有理我。过了好半天，父亲说：“我们来看看大熊座。这是摇光，这是开阳……”我没有耐心关心这个问题，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儿?”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笑了。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气愤地吼了一声：“难怪人人都说你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拿起竹篙，一把拍在了水面上。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

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几十只鸭子。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

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编自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

阿芳的灯

王安忆

走在那条湿淋淋的小街上，家家门户紧闭。雨滴敲在水泥路面上，滴滴答答，在空寂的街上溅起回声。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家家户户半启着门，老人在门前择莱，小孩在门前嬉闹。

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我走过这里，望见一扇大敞着的门里，似乎已经是午饭以后很久了，可桌上依然杯盘狼藉。一条壮汉横在竹榻上，睡得烂熟，苍蝇停在他的脸上，十分安然的样子。一个老妇人，像是壮汉的母亲，背着门在踩一架沉重的缝纫机，粗钝的机器声盖住了汉子的鼾声。满屋都是叫不出名目的破烂东西，我甚至嗅到了一股腐臭味，于是便扭回头，走了过去。

后来，我搬进新居，开始一日三回地在这条街上往来，因为上班的需要。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这街上多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摆在临街的一扇窗下。摊边坐着一个女孩，留着日本娃娃式的头发，浓浓的刘海儿罩着活泼泼的眼睛，面容十分清秀，只是略显苍白，可是，唇却有天然的红润。她穿的也是红颜色的衣服，一朵红云似的停在黄的梨、青的苹果、黑色的荸荠旁边，静静地看一本连环画或是织一件不仅限于红色的毛衣。如有人走过，她便抬起半掩在乌黑的额发后面的眼睛，如那人迟疑了脚步，她就站起来，静静地却殷殷地期待着。很少有人会辜负这期待。

有一次，她见我过来，就迎上来：“今日的哈密瓜好得很，昨晚才从十六铺码头进来的，虽然贵了一些，可是划得来的。”

我没买哈密瓜，而是挑了几只苹果。我看见她举秤的手是一双极大的手， 关节突出，掌心有些干枯。地的脸却是极其年轻的，脸颊十分柔滑、白皙，眼睛明澈极了。她称好苹果，爽快地免了零头，帮我装进书包。

天黑以后，这里的生意便忙了许多，除了女孩，还有个男人在帮忙，叫她阿芳。我猜想这个男人是她丈夫，可又觉得她委实太年轻，远不该有丈夫。有一日，我忽然觉得阿芳有些异样，来回走了几趟，才发现她的腰身粗壮了，显然有了身孕。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很惋惜似的，又很感动。再看他们这一对，也觉得颇为美好。他结实健壮，而她清秀苗条，叫人羡慕。他干活不如阿芳利索，态度也欠机灵，可是，对人的殷切却是一样的。

有一日，我问阿芳：“水果是谁弄来的呢？不会是你自己吧。”她说：“是我男人。 他下班以后，或者上班以前，去十六铺。”

“那么执照是你的了？”我问。

“是的，我是待业的嘛！”她回答，脸上的孕斑似乎红了一下，我便没有再多问。

有了阿芳和她的水果摊，这条街上似乎有了更多的生机，即使在阴霾的日子里。

后来，水果摊收起了，大约是阿芳分娩了。这条街便格外地寂寞与冷清了。阿芳的门关起来了。关起来的门，如同汇入大海的水滴，退进那一长排、面目如一的门里。我竟再也不记得哪一一扇才是阿芳的门。偌大的世界中，一个小小的阿芳，又算得上什么呢？几个来回以后，我便也淡忘了。

一天傍晚，我忽然看见了阿芳。她依然是罩到眼睛的刘海儿，眸子明亮，皮肤白皙，穿了一件红花的罩衫，安然地守着一个色彩缤纷的水果摊。她怀里抱着-个白白胖胖的嬰儿，有着和她一样鲜艳的嘴唇，看上去是那样惹人喜爱。她似乎并没认出我，用一般的热切的声音招呼：“买点儿什么吧。 ”

我挑了一串香蕉，她将孩子放进门前的童车里，给我称秤。我看见她的无名指上，多了一枚粗大的赤金的戒指，发出沉甸甸的微弱的光芒。

从此，这里又有水果摊了，又有了阿芳、阿芳的男人，还有阿芳的孩子。阿芳也渐渐地认识了我，或是说记起了我，过往都要招呼，要我买些什么，或问我昨日的瓜果甜不甜。我还可以自由地在那里赊账，虽然我从来不赊。

毛头渐渐地太了起来。阿若也渐渐地圆润起来。却依然容貌俏丽，只是脖子上又多了一条粗重的金项链、腕上也有了一只小巧的手镯。夜晚，她男人将电灯接出门外，灯光下，阿芳织毛衣，阿芳的男人看书，毛头在学步车里学步。摊上的水果四季变化，时常会有些稀奇而昂贵的水果，皇后般地躺在众多平凡的果子中间。

这一幅朴素而和谐的图画，常常使我感动，从而体验到一种扎实的人生力量与丰富的人生理想。

一天夜间，下着大雨。忽听有人招呼我，原来是阿芳的男人，正站在门口。他说，今日有极好极好的香瓜，不甜不要钱，或者买回吃了再付钱。我朝他笑一笑，便收了伞进去。毛头睡着了，盖着一条粉红色的毛毯，伸出头，口里还含着手指头。阿芳在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越剧大奖赛的实况，那是一台二十英寸的彩电。屋里有冰箱、双缸洗衣机、吊扇、录音机等等。我从筐里挑好香瓜，付完钱，阿芳的男人又邀我坐一坐，避过这阵大雨。

我站着与他说话。我问他：“就你们自己住这里吗？ ”

他说是的，姆妈在去年去世了。

“水果赚头还好吗？”我问道。

“没有一定的，”他说，“像去年夏天的西瓜，太多了，天又凉快，价钱一下子压了下来，蚀了有几百呢！国营商店蚀得就更多了。”他笑了一下。他虽长得粗壮，眉眼间却还有一丝文气，像读过书的样子，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只不过是车工罢了，插队回来，顶替姆妈的。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起很多年以前，从这里经过，有一扇门里的邋遢而颓败的景象。那里有一个儿子，也有一个母亲。或许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定是这里。我激动起来。阿芳随着电视里的比赛选手在唱“宝玉哭灵”，她是那么投入，以至竟然没有在乎我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我看着她，心里想着，难道是她拯救了那个颓败的家，照耀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黯淡的生计，并且延续了母与子的宿命与光荣？

可我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那里。这里所有的门，都是那样的相像。我极想证实，又不敢证实。我怕我的推测会落空，就像怕自己的梦想会破灭。我很愿意这就是那个家，我一心希望事情就是这样。于是，我决定立刻就走。雨比刚才更大、更猛，阿芳的男人极力地挽留我，连阿芳都回过头来说道：“坐一会儿好了。”

可我依然走了。我逃跑似的跑出阿芳的家，阿芳的灯从门里幽幽地照了我好一程路。我没有再回头。我怕我忍不住会发问、去证实，这是那么多余而愚蠢。我不愿这个美丽的故事落空，我要这个美丽的故事与我同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