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

傅佩荣

“哲学”一词是翻译过来的，那么中国自身有没有哲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凡是人群聚居、形成社会，并且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团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会经历兴盛衰亡，其中的决走素是什么？若由“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的内涵来看，理念应该居于核心地位。换言之，科技水平低落的地区、制度规范僵化的社会，未必会被历史淘汰；但是理念若是模糊不清或违反人性，以致民众缺少一套合理的价值观与人生理想，那么这样的团体及其文化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动力了。

理念以各种形式保存于文学、艺术、宗教中，但是只有哲学可以对它作清晰的陈述、批判、反省，去芜存菁，定期再生活力，进而使文化长存不替。根据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曾出现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六种成了古迹，只有五种仍在发展中，而中国文明是其中唯一能劫后重生，进入第二度兴盛衰亡的轨道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理念应该有其独到之处，而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有极富价值的哲学。

具体而言，哲学是对人类经验作整体而根本的反省，由之获得启发，再指引实际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此一自觉，并且写下系统著作的人，都称为“哲学家”。以学派而言，古代的儒家与道家，魏晋以后的佛学，都有体大思精的著作与学说。以个人而言，则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直到宋明诸子，都是值得重视的哲学家。

那么，中国哲学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以生命统合宇宙万物。凡存在之物，皆构成一个整体，整体相互感通有如机体，其中没有孤立隔绝的不相干之物质。换言之，生命的力量大化流行，无所不在，其灵秀在于人类。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并无真正隔阂，因此人生之道在于由个人推及人群，再扩及于万物。唯有人间获得安顿，宇宙的存在才能显发意义。中国哲学无不以“人”为其关怀焦点，但是它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却常有开放的及超越的倾向，而不是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

第二，以价值贯穿人生行为。人的行为既然是自由的，就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不容许随俗浮沉的，更反对自暴自弃。自由看来并无约束，但是人的内心对于价值（如真、善、美）却有自发的向往。孟子所谓人有“良知良能”，可谓一语道破。因此，人类依其本性，无不渴望真、善、美，其中又以“善”的价值最受重视。因为“善”发乎个人内心，并以行为促成人际适当而和谐的关系。于是，人生成为动态过程，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直到止于至善。果能如此，则个人人格臻于完美，群体生活的质量亦大幅提升。

第三，对超越界保持信念。一方面，延续传统信仰，相信鬼神界与天或上帝的存在，但是在理性上不去详细辨明，也不能说得太多。另一方面，则以此一信念作为人生在实践价值时的终极依据，像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就是因为心中存有对“天”的信念，相信人生目标不在苟且偷生，而在完成天赋使命，就是依据内心指示以行善避恶。因此之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哲学作品的主题。儒家主张“天人合德”，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即是典型的例子。

以上三点特色当然不能充分描述中国哲学，更不能拿来作为评析中国哲学各派各家优劣的唯一判准。但是，相对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我们却可以肯定中国哲学确实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具休而言，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以及对超越界保持开放的信念。这些观点也许在知识理论的构成上，仍须提出有效的论据，但是在指引人生之“道”，使人安身立命上，则一直发挥巨大的影响，维系中国文化于不坠。

——节选自《哲学入门》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区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内”“花美男”充斥屏募,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進求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结,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此思。

(摘编自潘清《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