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市场经济要多元，至少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

第一，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自由，从积极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没有市场机制，即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第二，市场的基础是产权。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通过为个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目前道德的衰落一个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财产。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

产权保护的重要一条，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很好的产权保护，而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

第三，谈一下企业家，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一项产品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该产品的公司本身。

市场经济的三个基础缺一不可，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节选自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讲演》，有删节）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意境——诗歌与绘画的连接点

诗歌与绘画是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的两岸。人们常说“诗画同源”“诗画一家”“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足见诗歌与绘画的亲密关系。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历史源远流长。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美的诗篇，从最老的《诗经》，到两晋的山水田园诗，再至唐诗宋词，数不胜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第一句便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可以为诗又可以为画，既可以为山水、为人物，亦可以为花鸟，这可以说是诗中有画的最早的实据。但从接受的艺术感官和心理功能来说，绘画是视觉艺术，通过眼睛就可以直接掌握，给予的想象空间较少；而诗歌则是听觉艺术，不是仅凭感官就能一下子掌握的，它需要由记忆和想象来共同完成。

诗有诗的语言，画有画的语言。诗歌有音韵美，而绘画有笔墨美。诗用文字来表达社会和人类的活动，画用笔墨来再现或者升华物象给予艺术家的感受。诗人与读者的交流是在一个意象的空间里完成的。诗人描绘的是一个设计的世界，但是读者感受到的分明是一次似曾相识的心灵律动。作为诗歌与绘画的连接点，意境的营造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意境，是我国诗词与绘画中重要美学范畴之一。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意境”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与物境、情境并提：“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对意境的内涵作了全面深入的解读。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将“境界”（即意境）分为“有境界”与“无境界”，“造境界 ”与“写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表现为“情景相生”，而无我之境则是“ 物我相冥”。情景相生主要表现为情以我在，以情着物；物我相冥主要表现为物因我宜，异体相通。在绘画与诗歌中，王维并臻同一高度，是为情景相生的有我之境；王国维论 “无我之境”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证。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但是画家们热衷表现的题材，也是诗人和画家的理想人生境界。

意境打通了诗歌与绘画的关节，意境是诗歌与绘画的连接点。就像宋代画院的考试题一样，一句“踏花归去马蹄香”难倒了多少考生，而马蹄周围画出几只飞舞的彩蝶，“香 ”的意境便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