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月光的小女孩

张世勤

“月亮就是从我们村的月亮谷里升起来的，”麦穗说，“月亮从月亮谷里升起来后，就开始往下落月光。我爸就趁着夜晩，领着我去拾月光。那落到月亮谷里的月光，就被溪水冲走了，拾不起来，落到东山顶上的，一个圆连着一个圆，闪闪发亮，就被我爸和我拾了回来。我妈正想给我做件衣裳呢，我爸说：‘那可是巧了，我和麦穗拾回来一些月光，你就给她做了吧，一定很漂亮。’就这样，我妈就给我做了一件漂亮的月光衫。”

“月光……也能拾？”佳怡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能拾！”麦穗说得很肯定。

“你去拾了？”

“是的，是我爸领着我去的。”

“那你们是怎么拾的呢？

“我那时还小，跟着爸爸，忘记怎么拾的了。”麦穗说，“不过，我爸会，他说等我长大了，他再好好教教我。”

“你爸教你了吗？”

“我爸还没顾上教我。”

“为什么顾不上？”

“因为我爸去外地了，一直没回来。”

“你爸去外地干啥？”

麦穗说：“我爸去外地拾月光去了。”

佳怡说：“月亮不是从你们村升起来的吗？你们村就有月光啊。”

麦穗的眉心皱了一下，郁郁地说：“月亮搬家了。”

“好好的，月亮怎么搬家了呢？”

麦穗说：“月亮谷里的那条小溪没有水了，很少再起来雾，奶奶说月亮住不习惯，就搬家了。”

“那月亮会搬到哪儿去呢？”

麦穗说：“所以，我爸就去找了。我爸说，他一定能拾到最好的月光，回来再给我做一件更漂亮的月光衫。”

佳怡妈妈给月亮湾小学的洪老师打电话说：“是洪老师吗？我是星城小学佳怡的妈妈。”

“佳怡妈妈好，我们麦穗在您那儿表现怎么样啊？”

星城小学与远在山边的月亮湾小学结对子，学校要求有条件的家庭，暑期时每家接一个月亮湾小学的小朋友到星城来，一起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这样佳怡家就选了麦穗。

麦穗，是佳怡妈妈亲自选的。佳怡妈妈从一摞照片中一下就选中了她。照片上的麦穗，模样清秀、灵动，皮肤跟山里的苹果一样，一看就让人喜欢。

因此佳怡妈妈说：“好着呢！打电话就是想问一句，麦穗这孩子是不是很会讲故事？”

洪老师说：“她是不是又讲她的月光衫了？”

“是的。都把我家佳怡给讲信了，缠着要我也给她做一件呢。麦穗的月光衫到底是怎么回事？”

洪老师说：“唉，这孩子也是苦啊！她爸妈在她一岁多的时候，就把她交给爷爷奶奶，到外地打工去了。后来，她爸回来，给她买回来一件小衫，是点点服，每个点点里面都有发光体，一通电，就全亮了，晚上看的确跟透着月光差不多。因为她小，她爸就给她编故事，说里面的月光是领她去东山顶拾回来的。她爸离开的时候，她哭着不让走，她爸只好说，你还想不想要月光衫，想，那想的话我得拾月光去。可月亮搬家了，已经不在咱们村了，我得到外地找月亮去，先找着月亮，才能把月光拾回来。所以在她的印象里她爸是去外地拾月光去了。”

佳怡妈妈说：“可她现在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按说应该知道这是大人讲的故事了。”

“按说是这样，”洪老师说，“可问题是她爸妈一直没回来，所以她就不厌其烦地给其他小朋友一遍遍地讲她跟着她爸拾月光的事，谁如果不信，她就很不高兴，不再理人家。”

“孩子这么小，她爸妈也舍得，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孩子不是。”

洪老师停顿了一下，然后才说：“她爸妈在外面出事了，回不来了。爷爷奶奶知道，可到现在还一直瞒着她。”

“这么妤的孩子！”佳怡妈妈显然也有些伤心。

洪老师说：“无论她怎么讲，别管你家佳怡信不信，我希望你信。这样麦穗这孩子会高兴的。”

“洪老师，你放心吧，我信。”佳怡妈妈说。

暑假结束了，佳怡妈妈带麦穗和佳怡回到月亮湾。洪老师带她们去月亮谷玩，麦穗说自己要写作业，没去。月亮谷里的小溪的确干涸了，裸露着一些光滑的石子儿。佳怡感觉这儿好像离太阳很近似的，阳光很足。

洪老师领着佳怡母女回到麦穗家，麦穗正在写作业，佳怡看到麦穗手边有个漂亮的铅笔盒，正要打开，麦穗说：“别动。”

“怎么了？”

“里面盛着月光呢。”

佳怡说：“等晚上我们一起去拾月光好不好？”

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大，特别圆，看上去真像从月亮谷方向升起来似的。在山里转了一天的佳怡早就累了，不等月亮升高就睡下了。夜里佳怡做了个梦，在那东山顶上，她和麦穗一起拾月光。过了一会儿，月亮姐姐来了，月亮姐姐真美，挥舞着长长的丝袖，佳怡想拽着她那长长的丝袖，带着麦穗飞到天上去，刚有飞翔的感觉，梦却醒了。

第二天，佳怡怅怅的，闷闷的，不说话。走的时候，佳怡问妈妈：“麦穗的爸妈到底在哪里啊？”

佳怡妈妈说：“她爸妈在天上呢。”

佳怡说：“这是麦穗说的。”

佳怡妈妈说：“麦穗说的是对的。”

（有删改）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   ）

——刘士林教授在上海报业大厦的演讲

（1）先有城市，后有城市声音。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工厂的声音、交通的噪声、广播和录音机的声音与人声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听觉环境，这种声景广泛存在，墙壁也不能阻隔，一切事物都处于声音的包围之中。”伯林特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城市声音”研究的始作俑者。在那些熙熙攘攘、瞬息万变、此起彼伏、有序或无序的城市声音中，是否具有普遍的规律及更高的价值？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和交流的问题。

（2）与宁静的大自然和乡村相比，城市本身是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它是理性的，人们必须遵守各种法规、程序、条例、规则等；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感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声音、味道和不透明的心理活动，这两方面既相互叠合、交织、缠绕，又相互排斥、矛盾、斗争，使城市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同时也激发出城市特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依托于听知觉，并同心理、意识紧密相连的“声音”，是人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的感性工具和桥梁，就此而言，“城市”和“声音”的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但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声音”怎样才能成为城市研究的对象？

（3）首先，需要讨论“声音”和“语言”谁更重要。和常识相反，在中国古代有“言外之意”一说，所谓“言”是“符号”，而“意”则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内容和意义。这表明“声音”不仅不能等同于“符号”，还往往蕴含着比后者更真实的意图和更重要的意义。

（4）其次，还要讨论一下“视觉”和“听觉”谁更重要。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有99%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取的。和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听觉”不同，当今世界又称“景观社会”，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这是当代人生存“视觉化”及其多种后遗症的根源。就此而言，重建主体的“听知觉”和“声音文化能力”，对于矫正正在彻底“数字化”和“图像化”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由此可得出两条基本原理：一是“声音”比“语言”重要，二是“听觉”比“视觉”深刻。这同样也适用于城市。在异常清晰稳定的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城市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大量以感性方式存在、不断生成又不断流失、主要同人的感觉打交道的“东西”。尽管它们长期被“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变化、城市人喜怒哀乐最直接的记录和呈现，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各种“显性”表达。此外，尽管“声音”和“图像”同属城市的感性存在方式，但由于“听觉”和人的意识、心理联系密切，而“视觉”更加官能化和欲望化，特别是在视频技术和数字化图像日渐占据主导的当下，研究和重建基于“听觉”的城市声音系统，明显有助于构建一种更加均衡和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

（6）“城市声音”作为一种城市的感性符号和活动，主要属于城市诗学、城市美学和城市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它们在城市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可有可无，恰好说明为什么当代城市越来越缺乏文化特色，城市精神越来越干瘪空洞，城市生活越来越单调贫乏。

（7）从表面上，城市越大，其声音结构也就越复杂。但城市再大也是城市，其声音同样有章可循和有规律可研究。

（8）宋代的青龙镇是上海第一个城市形态。从宋至清，青龙镇一直相当繁华，甚至有一定的国际化色彩，“镇上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院，设有官署、学校、仓库、税场、酒务、监牢、茶楼、酒肆，栉比鳞次，热闹非凡。”但由于城市地位不高，或者说周边的“江南”城市过于繁华，上海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发声权”，即使偶尔发声和“呐喊”，也淹没在江南大城市的人声鼎沸中。这是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几乎听不到“上海声音”的根源。

（9）170多年前的开埠，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海（   ）真正有了自己的城市形态和性格，（   ）开始有了“城市声音”和“城市形象”，此后经过近百年的摸索，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渐稳定为以海派文化为基调的上海城市声音。与其他城市相区别，上海城市声音中最重要的新元素是西方声音，从开埠后以上海土话模仿英语发音形成的“洋泾浜英语”，到作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制造局的机器轰鸣声”和作为现代工作生活作息节奏的“海关钟声”，再到作为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方式象征的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百乐门爵士乐”，这些典范性的“异域声音”，开启了上海与传统中原城市、与周边江南城市完全不同的“上海新声”。

（10）正如城市越大形态就会越复杂一样，如果仅仅将“海派声音”看作上海的唯一，则未免过于简单化和孤陋寡闻。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就在于它不是只有一种“腔调”。《乐记》曾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今天也可以说：“声音之道即城市之道”，不同的城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之声，而不同的城市之声，不仅见证着城市变迁，同时也再生产着城市本身。如在近现代时期，工业化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所以从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的大多数岁月，日夜轰鸣的机器声、繁忙的交通汽笛声，一直是上海的主流城市声音，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美最动听最令人向往的“音调”。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文明时代的到来，取而代之的是超级市场中的嘈杂声、股票交易所的喧闹声，甚至是科研院所和总部经济中那种静悄悄的“声音”。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声音形态中听出城市变迁的节奏、城市生活的脉动、城市未来的序曲。把这些珍贵的城市“声音”记录、整理、研究和传承下去，可以更全面地感知和体验城市及其更真实的历史，从而为解读现实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框架。

——选自201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