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

藏在草间

耿立

①乡村是藏在草里的。是啊，没有草的乡村是什么乡村？不管我从外回来，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时令节气，一踏到木镇的泥土，鼻翼里呼吸的味道就是草的味。那种清芬令鼻翼发痒，你喷嚏的滑稽就是草香逗你的结果。

②草是不用播种的，有时席地坐在满是草的田埂上，随手抓一根草，用它剔牙，或者就拿在手里，用眼睛瞄，看汁液一点点渗出。那是草提炼的雨水的留存，还是他们自己的血液和灵魂？人的心血来潮对草不是好事，他们受到伤害，但农人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复杂。草们要做牛羊的饲料，草们要做房屋的顶盖。但他们与农人亲昵，父亲常说：老百姓和草一个姓，叫草民。

③如果说草的生长使乡村有了些诗意，草是修饰乡村和庄稼的，也许庄稼太实用，人们对庄稼多的是感恩，是庄稼养活了一个生命，又一个生命。草也养活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比如牛，比如羊，这又是低一个档次的，因这，草在乡村也是低眉顺眼，不声不张。即使春天，那些草尖从土里探出脑壳，也是怯怯的，你凑近了，草尖就接近于乌有，草色只可遥看，距离产生美感。但是一场雨后，你到了地里，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草是那样的热烈，满地的青，是不是草尖和草籽都张开了小嘴，那些封闭了一冬的小生灵们，仿佛与节气与雨水有过契约击过掌，他们在雨水的搀扶下，都站立了。

④木镇的草，应该登记成册，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说出那些草的名字：醉草，兔子酸，益母草，节节草，在水沟旁有一种草，叫茅根，秋天时候，它的穗子白白的，如满头的霜，但它的根细长洁白，拔出一节塞到嘴里，那股细细的甜就爬到舌尖直跑进肚子里了。

⑤父亲说醉草最好，羊要是吃了，就如农人抓起小酒壶仰脖喝透了壶里的东西，那羊也醉眼朦胧地踉跄地回家。有时我就乱想，草是农人的兄弟吧，他们都来自泥土，终归于泥土，如《圣经》上说的。人间有许多的无名氏，草也有，草的家族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妖冶的，朴素的，秀美的，绮丽的，有时它们像与泥土和农人有和约，庄稼占据多少地方，草占据多少地方，草总是先长出迎接庄稼，然后相伴着走一程，实在闹矛盾了，农人就批评草们的霸道，开始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镰刀、铲子、手，但我说草们在这些工具下不是牺牲，而是另有任用，到了牛羊的胃里，在牛羊反刍的时候，牛羊感恩的就是给他们溫饱与生命的草。

⑥我曾思索过父亲对草的情感，也许深层就是对土地和庄稼的情感，父亲的肩上四季有一个杞柳编的粪箕子，那里总是一些草或者干柴，用来喂养生灵或烧火。他中风后恢复得不是十分理想，他步履蹒跚，手指不能灵活转动。他最后还是没有把自己的一亩地交出去，他说，这地就是一个根，空闲的时候到地里走一走，听听庄稼的拔节，即使不干活，蹲在地头弯腰拽几把草，也比坐在床上好。秋季我回木镇的时候，发现父亲背着一粪箕子草，手里拄着木棍，后面是母亲给父亲拿着衣服，一对老夫妇走在远处开始升起的炊烟里，秋深了，父亲的头发也被节气赶白了，腰也被节气赶弯了，牙齿也被节气赶掉了，像霜降到来，草们一下就咽气了，这由不得你自己，该走的就要走，没有商量，也没有挪移。

⑦秋天来了，那些草开始在风中东倒西斜，再也挺不直。那草都斜向有许多墓茔的木镇的坟地。木镇有许多家族的坟茔，在阳间，大家聚族而居，死后也叔叔大爷爷爷奶奶的辈分不乱。

⑧但草是一视同仁，该绿的时候绿，该黄的时候黄。往往有人给添土的坟茔，那上面草就少些，每年的清明，后人把草芽拔去，七月十五把开始结籽的老草拔去。如果墓草覆盖了整个坟茔，那就是这家的人最后没有抗拒过草，不在土地上繁衍了。

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比谁久远?只有土地知道。人走了，有时在地上堆一杯土，草也许笑话呢，那土最终被草统属，我听到了草在草间的咯咯坏笑，毕竟笑在最后的是它们啊。

（选自《藏在草间》，贵州人民出版社，有改动)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一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与鲁迅相遇

程振兴

与鲁迅相遇，是与我的学生——中国当代80后、90后青年的相遇。

年过三旬的我，“身内的青春”已经逝去，“身外的青春”固在。是鲁迅，让我与世上的青年，保持着精神的联系。当代中国，社会病象依然存在，“潜规则”有时超越“显规则”，阻碍青年上升的通道。青年感慨“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但如何才能强大？

时至今日，鲁迅式的“铁屋中的呐喊”，早已打破黑夜的沉寂，并已穿透“无声的中国”。国人不再沉默，他们竞相追逐着“中国好声音”。然而，娱乐界的“中国好声音”，绝非鲁迅式的“真的恶心声”。

青年需要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父亲。“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是在“大时代”里，一个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父亲的形象。今天的青年，遭遇的是一个“小时代”。他们或许有一个个“小爸爸”，但“小爸爸”并非真正的父亲。青年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一个勇敢无畏的父亲，唯有鲁迅能当此重任。鲁迅告诉青年，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小时代”！作为一个旷代的全智者，铁屋中的鲁迅，早已洞彻了人心的隐秘与幽微：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即便如此，他依然选择了倔强地反抗，反抗绝望。

于是，在遥远的中国南方，一所偏远的大学校园里，70后的我，向一群80后、90后的青年开讲鲁迅。因为鲁迅，我们相遇，见证精神生命的延续。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