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总体概括。“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在动态之维,它意味着先天的“良知”通过“行”的过程,逐渐形成比较自觉的意识。“知行合一”同时涉及“知”和“行”之间的互动,在这一意义上,一方面,行要由知加以引导以取得自觉形态:没有知的引导,行往往无法摆脱盲目性;另一方面,知必须落实于行—知而不行就等于未知,真正的知需要通过落实于行而得到体现。

从知和行相互统一的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可以注意到,这一观念对把握、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就“知”而言,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的理解,包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血缘意义上的自然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区分开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可能的条件和前提,等等。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现成的存在形态,它需要通过实践过程加以构建,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明了这一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总是会涉及经济生态、安全等不同方面。从经济上说,促进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理互动,形成有序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这一切表现为经济层面人类命运共冋体构建所有可能的前提。从生态上说,以温室效应的控制、环境的保护等为指向的生态关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良好的生态环境,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的共同努力才能加以建构。在人类安全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反对单边主义,避免仅仅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出发,罔顾全球性的安全关切;另一方面,又应当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真正的全球性安全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以上的双重努力。同时,在历史的行化过程中,基于多样的历史背景,人类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从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看,其中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应被赋予主导性或绝对的优越性,相反,需要从宽容、尊重多样性的角度来对待文明的不同形态。对文明差异和多样性的这种尊重和包容,也是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从人类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这里又涉及多样前提,包括合理面对文明发展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如果缺乏引导和控制,也可能导致负面的结果。科学应当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发展构成威胁。今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晨,但科学的发展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其结果也难以完全预知,如何通过调节、引导、控制,避免科学技木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使之能够造福人类,并进一步引向和谐的人类共同体,无疑也是今天在实践层面上需要关注的问题。这里既涉及“知”,也关乎“行”,心学中的“知行合一”观念,则为理解和处理以上问题提供了思考的背景。

(摘编自杨国荣《心学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若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乡土情结  柯 灵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他从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亲族的逗弄中开始体会爱。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溶化为童年生活的血肉，不可分割。而且可能祖祖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部悲欢离合的家史。在听祖母讲故事的同时，就种在小小的心坎里。邻里乡亲，早晚在街头巷尾、桥上井边、田塍篱角相见，音容笑貌，闭眼塞耳也彼此了然，横竖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濡染着同一的风习，千丝万缕沾着边。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向定位，要经过千磨百折的摸索，前途充满未知数，但童年的烙印，却像春蚕作茧，紧紧地包着自己，又像文身的花纹，一辈子附在身上。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为了闯世界。多数却完全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浪荡乾坤的结果，多数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黄金、美人、虚名、实惠，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但百余年来，许多人依然不得不离乡别井，乃至飘洋过海，谋生异域。有清一代，出国的华工不下一千万，足迹遍于世界。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解放了，我们这些黄皮肤的同胞，恰恰以刻苦、耐劳、廉价的特质，成了奴隶劳动的后续部队，他们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人权。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轫于美国檀香山，第一代***人，很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出国潮，汹涌澎湃，方兴未艾。还有一种颇似难料而其实易解的矛盾现象：鸦片战争期间被清王朝割弃的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世变，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何等的盛事！而一些生于斯、食于斯、惨淡经营于斯的香港人，却宁愿抛弃家业，纷纷作移民计。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浮海远游的潮流，各有其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和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却都是时代浮沉的倒影，历史浩荡前进中飞溅的浪花。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并不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作了慷慨的奉献。香港蕞尔一岛，从普通居民到各业之王、绅士爵士、翰苑名流，对大陆踊跃输将，表示休戚相关、风雨同舟的情谊，是近在眼前的动人事例。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就体会越深。科学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会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因此消失。

建设智慧社会是我国在新时代把握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以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智慧社会作为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智慧城市等各种智慧系统的总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三条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主线.数字化奠定基础，实现数据资源的获取和积累；网络化构造平台，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和汇聚；智能化展现能力，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呈现信息应用的类人智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知复杂事物和解决问题。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新阶段，即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已经开启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和智能化升级为前提，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活动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环境中的高度智能化，从而形成智慧社会。

我国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当前，新的数据更是呈现指数增长态势。然而，要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资源的迫切需求，数据的“盘活”和“赋能’’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所谓“盘活”，关键是要解决数据开放、流通、共享的问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同系统、不同领域的数据实现大范围的流通与融合，才能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从而赋予人类观察事物的全方位视角。而“赋能”则是要形成高效分析应用数据的能力。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展数据融合分析的算法和工具，帮助人们分析数据、萃取价值。另一方面，要重视人们数据思维和技能的养成。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每个人都应形成基于数据建立概念、解决问题、作出决策的思维方式，并且掌握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分析结果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

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和服务系统，既包括公共建筑、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包括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的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需要完成深度信息化。万物数字化、万物互联和“软件定义”将成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各种感知设备、智能装置要嵌入到物理实体之中，通过无所不在的通信网络与后台具有强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平台相连，通过“软件定义”来实现灵活的功能配置和智能化的管理服务。

(摘编自梅宏 《夯实智慧社会的基石》《人民日报》201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