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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任何时代的近现代史都是史学家的研究中心。史学容易触犯政治禁忌，成为文字狱和其它变相文字狱的主要对象。清代的文字狱几乎等于历史狱。朴学反是，以经常为中心，以小学（文字学）的训诂、音韵为附庸，在其范围内的诸子、古史考证、地理、方志等等，都和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系。清代顺、康、雍、乾文网太密，文字狱大兴之后，史学因为首当其冲而大衰，考证学因为可以避祸而极盛，便是明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经的时期太长，君主权威无限大，一切都被严密控制，学术界便越来越明显地出现这种极其反常的怪现象：现代史成为空白点，近代史成为薄弱点，古代史成为集中点，越古越厚，越今越薄，甚至有古无今，许多学者都成为“信而好古”者。这自然是由于统治者极端专制和极端愚民造成的，而学术界死气沉沉，学术家畏难避祸，以古代史为防空洞、避风港，也是无法辩解和否认的原因。ZXXK
明末清初许多伟大的史学家，在国变之后，毅然决然地集中毕生精力，就亲身见闻去私编《明史》。《明史》就是他们的近代史。当时，从学术界老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万斯同、全祖望等大史学家，多专心致志私著《明史》，把私著《明史》看作高于一切的神圣的任务。黄、万、全等清初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因为在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敢于写到“今上”，即当代史。在明代以前，如后汉初修的《前汉书》，唐初的官修《隋书》，元初的官修《宋史》等，均属隔代修史，而且由于官修，那是根本谈不上史德问题的。在清代以后，如民国初年以清朝遗老为主官修的《清史稿》，等于清王朝的奴才为清王朝的主子服务，也是可鄙的。只有明清间的一大群史学家敢于不惜牺牲、无所畏惧地私著信史实录，确为难能可贵，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这也可见史学是以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历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是大智大勇者，缺乏勇敢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小题1】下列说法，不是导致学术界产生“怪现象”的原因的一项是

A．中国史学多属于隔代修史和官修，无法做到信史实录。

B．史学的研究中心与政治现实有直接联系，容易触犯政治禁忌。

C．史学家畏难避祸，缺乏直言事宴的勇敢精神，于是转向考证学和古代史研究。

D．中国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权力，采用了极端的愚民政策，严密控制学术研究。

【小题2】（小题2）下列对文段内容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清代的考证学极其兴盛，是由于顺、康、雍、乾大兴文字狱后，史学研究大大衰落造成的。

B．朴学研究不易酿成文字狱，因为朴学以经学为中心，以小学的训诂、音韵等为附庸，它的各方面内容跟政治现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C．明代以前，后汉初修的《前汉书》，唐初的官修《隋史》，元初的官修《宋史》等，其史学价值都在官修《清史稿》之上。

D．黄、万、全等清初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崇高，是因为他们私著《明史》的成就达到了司马迁《史记》的高度。

【小题3】（小题3）根据文段信息，下列推断有误的一项是

A．明清间一群史学家私著《明史》，表现出他们尊重历史事实，勇于牺牲的可贵精神和品格。

B．《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是个大智大勇者，敢于记述当代史实。

C．一个编史者，既要有才智识见，又要有编修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史的经历，更需要有勇敢精神，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D．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但隔代编修或者出于官修的史书，往往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缺少学术价值。

（题文）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赋予模仿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义。在第三卷中，模仿指的是一种诗的风格，类似我们所说的直接引用，与叙述相对立，其意思是，如果诗句实际上是以人物的角色在说话，那么此时诗人似乎在模仿他的人物。在第三卷中，柏拉图所说的模仿是同质性的：悲剧中，演员模仿人物，也就是说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从性质上来说是相同的；而在史诗中，诗人的语言模仿人物的语言，这种模仿可以说是一种同化的行为。
②然而在第十卷中，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成为诗的本体，是诗歌的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本质关系，任何描述外部世界和人物的语言都是模仿。与同质性模仿不同，这里所说的模仿是异质的，模仿者是语言，被模仿者是人物和事件，诗人对世界和各种事件的描绘成为模仿行为。柏拉图在论述诗歌问题的时候，加入一个画家作为论证的中项。他以“床”为例，首先是自然的床，它是床这个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的形式，只可能出自神的创造；现实世界中由工匠制作出来的床是对“自然的床”的模仿。而画家的床只不过在模仿事物看上去的样子而不是事物实在的本身，因此画作是对影像的模仿而不是对真实的模仿，跟真理隔了三层。
③柏拉图关于模仿的讨论最终落脚在伦理学，他对诗人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他们不与诗歌中的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就说明他们没有关于这些事务的正确知识，只不过是假装表现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但是，如果他们与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再是诗人。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既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诚实的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篇对话中，模仿具有双重的涵义，而柏拉图却没有加以区分。第一个涵义：诗人模仿现实事物如同画家，比如说画一张床；第二个涵义：诗人模仿其他人，让我们看看柏拉图对荷马的指责：他虽然从未真正统治过任何城邦却以一个统治者的方式说话，虽然从未制定任何法律，却以立法者的方式说话。因此，当他批评荷马的诗远离真实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荷马对政治、战争和教育等公共事务缺乏真正的知识，因此他所说的话远离真理；另一方面，荷马本人与那些在特殊领域具有真正知识的那些人物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审视柏拉图对诗人和画家所作的对比，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根据柏拉图对模仿的定义，画家虽然模仿工匠所做的床，但是并不能说画家模仿工匠本人。画家的工具是笔和墨，而工匠用的是斧头和锯子，因此柏拉图并不指责画家为模仿工匠。然而，诗人与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对一切人都是共通的语言，诗人与他们的模仿对象有一种本质上的类似性，于是在柏拉图眼中，诗人不仅仅模仿对象，而且使自己变得像被模仿的对象，形成一种双重的同化。这种双重的模仿实际上使诗人完全成为诗歌所描绘的世界的附庸，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眼中，并非诗人创造了诗歌所描绘的世界，而是诗歌的世界创造了诗人，一个纯粹的依附者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④柏拉图对模仿问题提出的两种不兼容的定义分别属于风格和本体。柏拉图在第三卷中从风格的角度来看问题，诗人可以进行选择，对于诗人而言，模仿是一个主动判断的结果，诗人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进行模仿或者不模仿。但是，在第十卷中，从本体的角度来看，诗人则无法进行选择。出于反对模仿的伦理要求，柏拉图把诗人从理想国里全部驱除干净，即使伟大的荷马也不例外，因为诗人不可能不是模仿者。从逻辑的一致性来看，如果模仿属于风格的范畴，那么这就是文学的内部问题，作家根据其伦理或美学的判断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抉择。如果模仿属于本体的范畴，实际上这就成为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实质是探讨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文学之外的世界处于何种关系。
（摘编自钱翰《文学的再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
【小题1】（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柏拉图看来，艺术的事物是对模仿自然的事物的现实的事物的模仿，是对影像的二重模仿。

B．在柏拉图看来，作为诗的风格意义上的模仿，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其施、受主体的具体性质是多样而非单一的。

C．柏拉图对荷马的诗的指责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个从带着真理的知识角度，另一个是从带着知识的身份角度。

D．诗的风格意义上的模仿是主观的、同质的，而诗的本体意义上的模仿是客观的、异质的。

【小题2】（小题2）（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如果诗人本身在一首诗歌中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那么这种诗歌风格就称为叙述。

B．在柏拉图看来，风格意义上的模仿与否并不改变其为本体意义上的模仿的事实。

C．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与画家的价值区别在于诗人使用的工具使得他们与模仿对象具有本质上的类似性。

D．柏拉图在论述诗歌问题的时候，加入一个画家作为论证的中项，画家对工匠的模仿与诗人对被模仿者的模仿是同构的关系，均与真理隔了三层。

【小题3】（小题3）（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模仿如果按照文学的内、外部来划分，可以分别概括为“模仿是不是好的文学？”和“文学是不是模仿？”两个问题。

B．柏拉图对于模仿的风格和本体界说是出于伦理学的目的，他为前者寻找了前进的方向和途径，却用后者将这种方向和途径毁灭了。

C．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价值的剥夺在于诗人对一个世界的创造是通过对自身向模仿对象的双重同化实现的。

D．柏拉图对诗人的伦理学悖论限制了人格身份的单一性，切断了诗人与其他职业者的切换途径，而这种限制和切断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诗本体的界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等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殖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烝”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有删改)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宋代童蒙教育呈现出大众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教育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普通百姓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

B．宋代童蒙教育的目的渐渐地发生变化，其原因之一是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大多数农工商子弟根本无法实现一举成名的梦想。

C．宋代童蒙教育体系包括为皇室和贵族子弟等设立的官学教育系统，及面向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学教育系统。

D．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对童蒙教育做出过贡献，如袁采、朱熹、欧阳修等人，他们或提出过童蒙教育的理论主张，或编写过相关教材。

【小题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统治者对教育的大力提倡，激发了宋代人教育子女的热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宋代童蒙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化。

B．“农工商各教子读书”反映了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非常广，除了赵宋宗室子孙、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外，还有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的子弟。

C．宋代童蒙教育的目的虽然仍包括道德教化和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但是更加重视自然、科学常识教育，注重传授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D．宋代以《百家姓》《州名急就章》《名物蒙求》之类的书为童蒙教育的教材，帮助孩子们识字、认识名物，并且普及自然常识和科技知识等。

【小题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宋代童蒙教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教育目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逐渐由单一走向多样。

B．宋代的童蒙教育不仅保障了官僚贵族子弟能够读书，而且为平民百姓子弟提供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

C．宋代童蒙教育在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为宋代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代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D．宋代童蒙教育促进了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因而上层精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向下层大众传播，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最近，关于“粽叶是什么垃圾”的话题引发市民关注。来自管理部门的解释显示，尽管粽叶符合上海湿垃圾的定义，但因为目前不适合作为湿垃圾进行处置，所以是干垃圾。

通过近期对路人的街访，记者发现，受访者对上海生活垃圾的分类规则和知识仍不够熟悉。尤其容易混淆的是干垃圾和湿垃圾，至少有一半受访者是以“字面意思”即含水量多少来判断一种垃圾是干的还是湿的。

“纵观国际先进经验，垃圾如何分类，基本取决于末端处置的工艺技术和能力，而非垃圾自身的特性是什么。”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坦言，生活垃圾分哪几种，主要看的是这样分类之后有没有出路。上海绿化市容部门的内部人士也表示，上海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遵循的原则基本相同，即严格跟着末端处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不过该人士坦言，这套分类标准从名称上的确会产生歧义，但该标准已经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得到明确，且从上海世博会沿用至今，短期内调整比较困难，只能通过各种宣传引导措施，让市民了解湿垃圾和干垃圾的“别名”——易腐（堆肥）垃圾和其他（焚烧）垃圾，减少原本字面意思对正确分类投放的“干扰”。

“政府部门应当让公众了解垃圾去了哪里，才能对如何分类有深刻认识，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在芬兰赫尔辛基一家环保组织工作的奥措说，当地社区的垃圾桶至少有7种，但居民并不觉得麻烦，反而对这种分类方式十分认同，因为政府部门会清楚告诉他们这些垃圾为何要这样分类，以及分类后的明确去向。

在英国伦敦工作的凯恩则称赞当地商家在宣贯垃圾分类规则上的努力。比如不可回收物品，也就是上海的“干垃圾”，是较难辨识的垃圾类别，有些材料做的塑料瓶罐就不能回收利用，一些被污染的塑料瓶罐也不行，但它们和可以回收利用的塑料瓶罐放在一起时，很难区分。当地商品的包装上会给出明确标识，印上相应符号。

（摘编自陈玺撼《粽叶是干垃圾引发热议》）

材料二：

（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三：

第四条 本市生活垃圾按照以下标准分类：

（一）可回收物，是指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是指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三）湿垃圾，即易腐垃圾，是指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药药渣等易腐的生物质生活废弃物；

（四）干垃圾，即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其它生活废弃物。

（摘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第三条 本市生活垃圾分为以下四类：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物品，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和织物等；

（二）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包括废充电电池、废扣式电池、废灯管、弃置药品、废杀虫剂（容器）、废油漆（容器）、废日用化学品、废水银产品等；

（三）厨余垃圾，是指家庭废弃的有机易腐生活垃圾，包括固体食物、蛋壳、瓜果皮核、茶渣等和果蔬、水产市场产生的有机易腐垃圾，包括废弃菜叶、水果、鱼虾等；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前三项以外的生活垃圾，包括废弃卫生巾、一次性纸尿布、餐巾纸、烟蒂、清扫渣土、大棒骨、贝壳等。

（摘自《西安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小题1】对下面列举的垃圾分类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易拉罐、汽水瓶、旧报纸一般都能循环利用，应该扔进可回收垃圾箱。

B．温度计、节能灯管中含有有毒物质，危害人和环境，归于有害垃圾。

C．餐后的剩饭、剩菜能降解、可堆肥，属于湿垃圾。但有些东西除外。

D．瓜子皮、花生壳、餐巾纸、快餐盒，只能一烧了之，就是干垃圾了。

【小题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相信今后随着处理工艺的改进和处理能力的提高，类似粽叶这样的目前难以恰当处理的垃圾终究会回归它的根本属性，公众也会降低识别难度。

B．一直以来，城市垃圾的最终处理方式都是以填埋为主，但这种方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垃圾量，现在多地都在加大垃圾焚烧的处理力度。

C．上海和西安的《管理条例》类别数量相同，分类标准相同，只是名称表述上不尽相同；相较而言，西安的《条例》更易于被广大市民接受。

D．从芬兰和英国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和认同度都比较高。这说明，国外的某些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小题3】为了更好地落实垃圾分类，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还有哪些可以具体完善的举措？请结合材料，加以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