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北京铁路局动车段，历经5年研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终于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复兴号”。6月26日，“复兴号”高速列车G123次、G124次将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下一步，铁路总公司将根据运输需要，安排“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系列产品设计制造，组织好批量生产，逐步扩大在不同速度等级高铁线路上的运用，为人民群众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过程中，铁路部门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铁道行业标准、铁路总公司企业标准及专门为新型标准化动车组制定的一批技术标准，在涉及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构建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先进科学的高速动车组技术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极大增强了我国高铁的国际话语权和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陈恒《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来了》，《光明日报》2017年06月26日）

材料二：

日本《朝日新闻》11月15日报道：中国高铁震撼世界。贴着“厉害了，我的国CHINA”红色印章的列车在疾驰，这就是时速达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列车。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给世界带来冲击。业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9月决定合并铁路业务部门。西门子发表声明指出，亚洲占支配地位的玩家改变了世界市场力学。声明里所说的“玩家”是指中国中车，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铁路列车制造商，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两年前，为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国内两家公司合并成立中国中车。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尚史指出：“日本和德国对100年前引进的多个先进技术进行彻底模仿和推敲，以这种方式不断积累，研发出独自的技术。中国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也有日本业界人士指出，中国大量生产高铁列车，在从沙漠到高寒地区的多样化条件下建设铁路和运行列车，中国的铁路技术不容小觑。报道称，由于对本国铁路技术日益自信，中国开始积极推进高铁出口。

（摘编自马晓云《日媒称中国高铁震撼世界》，《参考消息》2017年11月16日）

材料三：

四方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一列“复兴号”高速列车，有50多万个零部件，其中提供电力驱动、内核控制、信号传输的电线就有5万多根，接线点10万多个；总共有56000个数据确认项点，需要进行200项试验检测；检测调试需要大约20天，最后以零缺陷状态出厂交给客户。

我国地域广阔，气候、地质差异显著，南北温度横跨达士40℃，长距离、高强度的复杂运行环境，对高速列车的适应性提出了极高要求。“复兴号”高速列车进行了60万公里运行考核，比欧洲标准还多了20万公里。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提高了安全冗余，整车性能指标实现较大提升。“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设计寿命达到了30年或运行1500万公里。

为了让旅客放心乘坐“复兴号”高速列车，强大完善的智能化感知系统，渗透到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每个毛细血管里，大大提升了列车的“警惕性”。全车设置了2500余项监测点，比以往监测点最多的车型还多出约500个，采集车辆动态信息达到1500余项，包括安全性能、环境信息（如温度）等，并记录各部件运用工况，为全方位故障诊断、维修提供支持。

同时，“复兴号”高速列车的头部和车厢连接处，还增设碰撞吸能装置，若在低速运行中出现意外碰撞时，可通过装置变形，提高动车组被动防护能力。列车出现异常时，可自动报警或预警，并能根据安全策略自动采取限速或停车措施。此外，还采用远程数据传输，可在地面实时获取车辆状态信息，提升地面同步监测、远程维护能力。

（摘编自王雄《“复兴号”数字密码》，《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3日）

增强社会认同，加速社会融合

庄西真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尽快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终构建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体系。其中，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城市化进程。

传统乡土社会，人们以血缘关系为轴心、以家族或宗族的形式聚集扎根在边界清晰的地域范围内，形成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与接触日益频繁。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新市民与城市原有市民之间由此产生更多交集。一般而言，转型适应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即同化、融合、分化和边缘化。对于转型社会的发展而言，融合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形态。社会融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生活层面和心理层面。对于社会融合而言，最关键的应该是心理层面的融合。而要达到心理层面的融合。实现彼此之间的社会认同是基本前提。

对于新市民而言，社会认同意味着必须明白“我是谁”，对自己的新身份、新角色要有一个基本认知，要认识到自己是属于城市的一分子，进而思考如何以主人翁的身份融入城市社会。对于原有市民而言，社会认同意味着要了解新市民的文化与习惯，并从心理上认可他们、接纳他们。就目前来看，新市民的社会认同仍然比较模糊。一方面，大部分新市民无法忘记原有身份，对新身份时常产生一定的剥离感，导致社会认同更多的是以一种“内卷化”的关系认同存在着，新市民的交往范围大多局限在原有群体之中，缺乏与外界的交往。另一方面，原有市民由于种种原因，大多仍然把新市民看作“他者”或者“局外人”，没有形成对新市民的广泛认同。

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促进新老市民之间的交往，使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深入了解，实现社会认同，进而加速社会融合的进程。只有新老居民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才能实现彼此接纳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教育恰恰可以发挥这样一种交往平台和媒介的作用。由于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它并不会区分新老市民的身份，所以通过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可以增加新老市民之间接触的机会，增进彼此之间的互动，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进而实现彼此之间的认同，最终促进社会融合的实现。

（摘编自庄西真《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教育》）

①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②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③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④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⑤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⑥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宋代城市的社会救助

陈国灿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在很长时期里主要局限于官方主导的赈灾救荒和民间宗族的内部互助两者均以乡村地区为重点，多属于对特定对象的临时性、应急性举措。进入宋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化，城市社会救助日趋活跃，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救助格局，而且引发传统救助结构与模式的一系列变革，主要包括突破了荒政模式的堿市官方救助体制以及超越宗族视野的城市民间救助。民间放助是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市民社会意识的不断增强而兴起的。

从救助活动主体来看，参与城市民间救助的涉及工商业者、官僚士人、佛道人员等众多社会群体。其中，官僚士人大多本着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佛道人员均倡导慈善和救济思想，以此作为宗教修行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当时官方创办的各种城市救助机构，有不少是交由佛道人员具体运作和管的。相对而言，作为市民阶层主体的工商群体最值得关注。他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各种社会救助，这固然与传统施恩思想和官方政策鼓励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贲任和义务意识。时人吴自牧《梦粱录》对南宋临安城。

富室的救济活动有具体介绍，其中提到，不少富室事先沿门察看穷困之家，到夜里“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这种救助行为显然已超越名利层面，而是基于社会责任意识的自觉举动五一毫忌心。

从救助活动形态来看，城市民间救助主要有街区救助和同业救助两种类型。街区救助是在•定街区范国内的救助活动，其特点是救助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救助活动的开放性。如时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北宋后期苏州城巨富朱冲常广施钱财以济街区贫疾之人，“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赒之”。周密《武林旧事》也说，南宋临安城的工商富室往往对所在街区的贫乏之人“随时有所资给”。同业救助是同行业经营者之间的互助，属于有组织的救助活动。南宋人刘宰所说的建康府“行院组织，便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他具体解释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地与資，而一城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从救助活动内容来看，城市民间救助主要是对贫乏困顿之人的饥寒救济，以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有关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里的不少富室“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对于贫户穷民或是“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是“散以棉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暧其体”。在部分城市，由大家富室轮流救济，形成连续性的常规活动。文夭祥谈到家乡江西吉州庐陵一带富室救济活动时说，其所居街里居民千余家，富室“常年家中散米”，各家“以次接续赈桌”，连续不断。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玉色

张玉

一

1942年冬，临沧出奇地冷，澜沧江上下起大雪，24岁的曾祖父从作坊回来，手脚冰凉。他回到家，曾祖母已经烧好一大盆滚水了，趁热再煮一小锅米线，细碎碧绿的葱花、晶莹雪白的米线，汤清线齐，他热乎乎地吃下去，暖身子。

那天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曾祖父的堂兄，前几年过河去了缅甸，在那里的赌石场做工，过年时才捎钱回来。

他的堂兄回来，是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堂兄说：“绍田啊，跟我走吧，我现在在孙立人将军的部队，38师……孙将军要带我们去缅甸、印度，把小日本赶回去。”

曾祖父远走缅甸是那年腊月二十，天寒地冻，澜沧江静得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释放出冰冷的光芒，曾祖父喝了些白酒，在堂屋里生了许久，去厨房盛了一碗酸笋汤，喂一双儿女喝下，把碗放在桌上。

他搬过一个高凳，从房梁上取下一只布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昏暗的屋里顿时一亮。那是一条深紫色的玻璃底翡翠珠链，艳如春水，美若朝霞。长长的小粒珠链，108颗，细碎的珠子只有绿豆大小，但是颗颗精圆，打磨得莹润无比。这是身为琢玉匠的祖父从无数的边角料中挑出来，一颗一颗琢成的；链子下面坠着一块满绿的玉牌，只有小手指大，精雕细琢地刻着一对鸳鸯，羽毛纤毫毕现。曾祖父把珠链给曾祖母带上：“玉罕，我这一去不知何时回来，你带着它们，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还缺一副手镯、一副耳坠，我原想着做齐了再送你的……”

曾祖母拉着两个孩子将丈夫送出镇外，曾祖父深吸一口澜沧江上清冷的空气，自言自语：“多美啊，我的家。”他又回头嘱咐妻子：“柴火要烧得旺哪，快过年了，烧得旺，明年才好过呢。等开春我兴许就回来了，明年我和你们一起过泼水节。”

二

明年，曾祖父没有回来；后年，他还没有回来；大后年……抗战胜利是1945年，他离家已有3年了，杳无音讯。曾祖母把院子临街的厢房开了一间小店，给街坊邻居做衣裳维持着生计。

每年冬天，家中的炉火都烧得很旺，可曾祖父始终都没有回来，也没有音讯。日子一天天过去，曾祖母把老人们都送了终，又拉扯儿女长大成人；她有了儿媳、女婿，有了外孙、孙子，然后孙子孙女也有了儿女，我的父亲是她的小孙子，我在80年代出生，是她最宠爱的曾孙女。这一年，她已年过花甲，她的丈夫离开她整整40年了。

上世纪末，我家搬到市里，想接了曾祖母到家里住，她执意不肯，要留在小镇度过余生。她说她要等曾祖父回来，如果他回来我不到她怎么办呢？

三

2005年，我带男友回到嘉禾镇去见曾祖母。到达时正是腊月二十，小镇很冷，天早早地黑了。

院落外的山茶树上挂着一对红灯笼，它们随风摇着，温暖喜庆，提醒我们快过年了。西南边陲的嘉合镇民族众多，各有各的年节。因此虽然年关将至，小镇也没有多少年味，只有我的曾祖母，年年都挂着灯笼等候良人归来。

堂屋里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是几年前我父亲买回来的，曾祖母终日开着它，说屋里有声音，热闹些。

晚饭是酸笋汤，清亮的汤水没有一点油星，上面飘着一些切碎的雪里红，雪白的笋丁在下面隐现，绿白相间如翡翠，我小口小口喝着，笋汤清香异常，洋溢着满满的年的味道，曾祖母爱怜地看着我，看着男友，絮絮地说：“那一年也是这一天啊，你太爷爷喝了一碗笋汤，还喂你爷爷和老姑喝了一碗……”我知道她是把我们当作她当年的小儿女了，我抬头笑一笑。

吃了饭，我们在炉前围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辑里，播放的是中、印、缅二次会战纪录片，并有字幕在滚动：会战情况，日军在我国南部所犯的滔天罪行，一长串死难者的名单。我看到曾祖父的名字，流水样漂移着，消失在无数名字中间。

我看向曾祖母，她神色平静，我的心落了下来：没事的，她是傣族人，不识汉字。

曾祖母是在一个多月后去世的，离泼水节不远了。地的遗物存放得很整齐，衣服都在柜子里，重要的东西分门别类地装进一个个小箱子，在一只黄杨木匣中，我翻出一本泛黄的账册，一幅一尺见方的小像，还有一大叠零碎的字条。

账册是我曾祖父玉店的流水，上面有往来账目，账目之后是他的签名：林绍田。

小像是他画给我曾祖母的礼物，画中的少女娉婷而立，左下角是曾祖父的字迹：“爱妻玉罕小影，林绍田辛巳苦夏手绘。”沉静的中锋运笔，清秀无比。

我又翻了那些零碎的字条，上面全部是三个字：林紹田。那却不是曾祖父的字迹，是一笔稚拙的字，起初是不连贯的，每一笔都歪斜细弱，后来就流利了，渐渐像方块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