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族的大多数人民居住在台湾省，大约有40多万人，约占台湾省全省人口的2%。高山族按照居住地区、风俗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可分为9个族群，即泰雅、赛夏、布农、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的50年期间，这些族群大部分被迫到高山上居住，1945年日本投降后统称“高山族”。其生产以农业为主，狩猎、捕鱼为副，有雕刻和编织等手工艺。长期以来，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共同开发台湾，并坚持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

聚居在台湾省东部峡谷和海岸线一带的阿美族群，及台湾东南部的卑南族群，至今还保存着母系为社会主体的传统，是今天东台湾种族文化的一大特征。

①汉字演变过程是在六书造字法的基础上，从最初幼稚的象形字开始，继而出现了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进一步出现了以语音表意的假借字和音形并假的转注字，最后发展到以形声为主的音、形、义结合的表意文字系统。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字字体也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的变化，最后才奠定了楷书的标准地位，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字与时偕行的应变功能。

②方块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许多思想不同程度地浸润到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之中，汉字实际上成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整体、直觉。这种整体性思维方式正是来自于儒家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儒家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由不同等级和处在不同关系的人所组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关系是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其界限也是不可逾越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维持人们之间和等级之间的平衡，使整个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统一。

③以象形因素为约的特点几千年不变，始终不脱离以形知意。汉字的以意统形的方块形式常使人能从其形体结构直窥其意，从而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单个汉字来看，其结构也往往体现着统一的整体思想。如“国”字，甲骨文即“或”字，字中“戈”表示兵器，“口”家城邑形，放在一起表示守城。而“国”之繁体“國”在原有的“或”字外边再加一个大框，表示周围有界，被围之意，这一演变蕴含了人民持戈守城，继而划定疆界，圈固城郭，从而表达了国家统一、不可侵犯的丰富内容。

④儒家思想重视普遍联系的思想，认为天地人合一，自然界与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谐统一体。这一重协调、重和谐的思想反映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导致形声配合结构增多，部首偏旁日益丰富，而偏旁部首体现的正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想。如以“走”作部首，造出与前行的动作有关的一系列字来，如“赴”、“越”、“超”等；与太阳有关的现象，汉字常少不了“日”；与动作有关的字，大都以“扌”作部首。

⑤儒家文化思想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中把具有辩证内容的初期哲学中如“阴阳五行说”等进一步展开引申出否与泰、损与益等一系列范畴。这种辩证思想在文字的创造中也有所反映，被称之为“夫子之通”的“忠”、“恕”二字不仅相互构成对立的关系，而且两个字本身的上下结构也形成了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科学家已经发现如何“读取”人的思想的途径——通过扫描大脑活动，再现人们眼前的甚至记忆中的景象。研究人员已经能够把人们观察或回忆时所激发的大脑活动转化为粗略的图像。这项突破可能大有用处。例如，通过把人的思想图像化，行动或语言能力存在障碍的人便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流；警察则可以通过恢复目击者的记忆来确定罪犯。然而，这项突破还可能开启一个新的“老大哥”时代，类似于好莱坞电影《少数派报告》中所想像的那样：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个人的思想。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名神经学家杰克•加仑特和西本新次（音）去年设法把大脑中视觉皮层的活动与人所看到的静态图像结合起来。上周，他们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发现，“解读”，动态景象在脑中产生的信号是有可能的。在一项实验中，加仑特和西本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在两名受试者观看视频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利用一个电脑程序来寻找视频中图形、颜色和活动的构成与受试者视觉皮层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受试者的神经活动，再现出受试者所看到的景象。

加仑特说：“利用类似的装置，你可以做一些非常酷的事情。过去，当你看到什么事情，想对人描述的时候，必须用语言形容或画出来，而这样做表达得并不是很清楚。现在，你可以使用这项技术把图像传给别人。这项技术或许对艺术家有用，也可以用来恢复目击者对犯罪行为的记忆。”

目前，大脑科学领域发展迅猛。研究人员还利用扫描技术测量学术能力，检测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旱期症状以及其它病变；甚至可以预计到一个人即将作出的决定，而这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要做决定。

上述技术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具有争议的结果。在英国，大脑fMRI扫描技术被卖给了联合利华和麦当劳等跨国公司，用于研究我们对品牌的潜意识反应。在美国，安全机构正在利用脑部扫描仪审问犯人，而美国的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据说正在研究远距离扫描大脑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在机场等敏感地点，个人的想法和焦虑在他们未知的情况下就可以被检测到。

牛津大学的神经学家拉塞尔•福斯特说，这一领域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伦理难题。他说：“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知识就是力量，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

（节选自《参考消息》2009．11．3）

为文化传承插上数字的翅膀

最近，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式发布“当古窑址遇上AR新科技”产品，游客只需在动设备上下载专门的APP，现场扫描导览图，就能再现800年前的龙窑烧制场景。通过数字技术，让古窑址“活”起来，如今，文物正通过科技手段获得“重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许多文化资源——无论是语言、文字、风俗、传说，还是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正面临着流失乃至失传的危险。如何把历史文化传承下去，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数字技术的诞生，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当前，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正在全世界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我国文博事业与非遗传承要想跟上时代潮流，就必须抓住数字化机遇，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

数字技术的最大好处是突破时空界限和物理限制。博物馆的藏品本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走出“深闺”为社会所共享。但现实是，博物馆的展馆面积、服务人员等都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参观者的需求，也不可能把所有展品-股脑全拿出来展览。如何解决博物馆有限展馆面积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采集文物或展品的数字信息，打造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就能使观众足不出户而遍游天下。特别是未来VR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可能与人的视觉、触觉等深度融合，各种以前只能近观而不可把玩的珍贵展品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在虚拟中触摸，实现全方位、沉浸式、交互性地参观。这就在实地参观之外创造了替代性选择，对于扩大受众群体、保护文物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数字技术还可以提升博物馆等文化场所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现在不少博物馆在展品和展厅里设置传感器，收集观众停留时间和是否拍照等行为数据，以此作为改进展览的依据。法国卢浮宫用蓝牙传感器采集观众参观行为数据，分析短期停留和长期停留的参观者的不同参观模式，为治理馆内拥堵提供决策依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观众对有文字的展品、图版、成套的文物更感兴趣，驻足时间明显更长。大数据分析具有准确、客观、简便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提升效率。

目前，我国文博与非遗领域应用数字技术的成功经验不少，比如“数字敦煌”“虚拟圆明园”等，但与观众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些数字博物馆点击率很低，对非遗的记录还停留在录音录像的初级阶段。应当看到，当前青年一代已经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在故宫的参观者中，一半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青年人已经习惯于从数字化世界中汲取知识。文物与文化遗产“进驻”到数字化世界里，才能赢得青年人，让历史延伸到更远的未来。

我国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也就意味着数字化的工作极其繁重，因此必须增强紧迫感，加快数字化进程。只有跟上数字化的时代潮流，才能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摘自《人民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