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知人论世的角度，对《登幽州台歌》的解读常常与陈子昂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境遇相联系。这种解读有一定道理，也符合陈子昂写作的心理状态。但是伟大的诗歌时常会超越作者的心境，体现更加普遍的人类共有感受。分析这首诗不能局限于诗人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图，而应从诗歌本身出发，解读其动人心魄的力量。

中国诗歌经常使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即从景致中生发情感，而陈子昂的这首登高即兴而作的诗，初看上去完全没有景物描写。首句就是心理活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而，细细读来，却能发现其实有景：所谓“前不见”“后不见”，在诗的表层意思中是描述时间轴上的“古人”与“来者”，前后与不见，本身是描写空间的词语，但在这里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指向。诗人在高台上极目远眺，苍茫大地不见一人，视觉上的荒凉和孤独引发出时间上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的想象。从“我”面对广袤天地的渺小，映射出“当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显得如此短暂易逝。前面这两句，看似只有情语，其实亦有景语。时间上的情感表达隐喻了空间上的视觉留白，空间与时间的无边无际相互映射，浑然一体。因为只写了时间上的孤独，空间上的荒凉感是通过文本引发读者的想象，这种艺术和情感的感染力比杜甫《登高》的直接描写更加强烈。

“念天地之悠悠”，诗人在时空无尽的宇宙之中，独立高台，倍感孤寂，泪洒衣襟。有限的个体在无限宏阔的宇宙面前，顿觉渺小无力。这一层意思读者是容易体会的，然而，这首诗是否只是一味表达孤独呢？当诗人说“不见”的时候，是不是就完全不见呢？

不见过去，不见将来，能见的是当下，而当下是什么？当下就是过去之显现，我们当下的世界是由过去的世界发展而来。诗人思今日之“我”，而“我”从何而来？从古人那里来。无论是生物学角度还是文化意义上，今天的我们身上继承着古人的血脉与精神。同样，我们将来往哪里去？肉体会消失，但血脉与精神将流传给不可见的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来其实也活在今天。体会到这个“不见之见”，这两句诗的意义就发生了翻转：就像上游与下游同是一江水，古人、“我”和来者是时间长河中相互联系的整体。人，包括每一个个体，不是孤独而荒谬的脆弱生命，而是与天地共生的伟大存在。

怀念古人，思及后人，人类命运的整体感与个体生命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相互映射也相互激荡：我们越感受到天地人三者之无限，就越会叹息于个体的有限；我们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又会在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深刻理解中得到安慰。这种悲叹与安慰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人类的共通情感。

“见与不见”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诗人登高远眺、四下无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个大地上生活着无数的人，他与无数人之间有着无数联系。人是群居的生命，恰恰是因为人的群体性，这种看不见人的孤独和苍凉感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当诗人强烈表达抽象的孤独感时，其实也是在强调他与人群的整体性。“我”虽渺小，却在这悠悠天地间心念所有的古人与来者。“我”既渺小又宏大，既有限又无限。诗人心中这两个极点强烈撕扯，以至于“独怆然而涕下”。

（摘编自钱翰《见于不见之间——细读<登幽州台歌>》）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发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