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各有所侧重，不尽相同，这可以从花卉的描绘上做比较。

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里，花卉题材和山水题材占了极大的比重，取得了较高成就，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看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一人文哲学精神有关。

被称为西方“画圣”的荷兰现代派画家凡·高在西洋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名作《向日葵》被认为是稀世珍宝，画作通体呈黄色，像一团狂热的火焰，反映了画家燃烧的心灵。它不仅色彩热烈，画中花瓣的线条也呈现出烫灼般的颤抖，的确有一股跳荡的猛烈的心灵之火在烧炙着每一个观画者的感官。凡·高开辟了以画家的主观心灵为源泉的作画风格，但单以主观心灵的色彩来观照和变化自然对象，导致个体性太强，画家的主观压倒和排挤了自然的客观，画作虽然独特，但缺乏和谐，凡·高的带有病态色彩的精神，更会给他的表现对象带来一定的损害，投合了现代西方富有阶层寻求怪异刺激的欣赏趣味。

反观几幅中国画家的几幅花卉作品，比如齐白石的《牵牛花》，张大千的《荷花图》，虚谷的《松鼠戏竹图》，每幅作品都是形神飞动，气韵盎然，仿佛一首首有形的诗，一曲曲无声的乐，和谐温馨，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自有一股浩瀚的宇宙清气，一片昂扬的生命节律，流溢心田，舒心无比。中国画家的这种创作方法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契合，把一种人格和理想境界具象化地渗透于特定的对象之中，是一种意象的创造形态，而不是再现的形象形态，是升华了对象自身的根本特征而不是任意以画家的主观来扭曲变形。在创作的精神上，中国画家总是执着地追求一种以提高和完善人性自身为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不像西方现代派画家那样片面张扬独立于自然和社会、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观精神。

由于中西方画家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绘画从本质上看，既非模仿的艺术，也不是抽象的艺术，而是充满了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以意象创造而实现人、社会、宇宙和谐的中和的艺术，是简洁、传神、含蓄、隽永的艺术，是达到了“气”（艺术家的主观心灵之气，生命运行之气，宇宙间自然万物之气）、“韵”（主观、客观契合所制造的意象自身所发射出来的风华、光辉）生动的艺术。应该说，中国的花鸟画、山水画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整体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牧歌式的亲切精神，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

（摘编自吴式南《发现艺术之美》）

小巷人家

李安涛

①这条逼仄的巷子并不深，地面依旧是不规整的青石板铺成，中间拐个弯出去就是最繁华的闹市区。拐弯处那黄葛树枝繁叶茂、绿荫遮天。

②黎明时分，巷子里的商铺早早就开门营业。几家小饭馆、几家小商店、几家水果铺显得冷冷清清。这时，来了一些卖菜的小贩，担两筐新鲜蔬菜朝地上一搁，俭朴的衣着，蓬乱得像一团钢丝球的头发，倒和这条小巷般配极了。

③卖汤圆的王婆婆，每天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她每天来，身后总跟着一个满脸胡茬、傻乎乎的壮汉。这是老人家唯一的儿子，听说，自从他的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他就得了“失心痛”变得痴痴呆呆，到后来，连生活也难得自理。快有二十年了，王婆婆就靠每天卖汤圆维持娘俩的生计。日子久了，街坊邻居都忘了她的名字，直接称她“王汤圆”。

④说起王婆婆的汤圆，的确色昧俱佳。从早到晚，总会有一些男男女女围着她的三轮车，有人买过一碗品尝，立马竖起大拇指：“细腻糯滑，口味地道，齿缝生香。”这是当然，因为王婆婆每次制作汤圆时，都要精心筛选颗粒饱满、品种优良的大米，掺进糯米的比例恰到好处，然后去乡下那口老井担来清澈的水浸泡，然后用自家的石磨碾成汤圆糊，里面还要加一些炒好的花生和芝麻。

⑤这还不算，关键是王婆婆的汤圆分量足，吃一碗就能够填饱肚子。如果有不够吃或还没解馋的，王婆婆就拿勺子在锅里捞两三个又白又香的汤圆为客人免费添上，嘴里还一个劲乐呵道：“早上吃饱，精神不倒。”这年头，还有花小钱管饱管味道管放心还管开心的便宜事。顾客们竞相传开，渐渐地，小巷子的王汤圆倒成了一个实诚的城市符号，一旦遇上昧良心的人，大家就拿她做比较，末了又瘪着嘴：“还不如一个老太婆！”

⑥每天，王婆婆的傻儿子就坐在一旁的小凳上，从早到晚，眼神都是直愣愣的。等到王婆婆的生意稍稍淡下来，她就赶紧从锅里捞一碗圆溜溜的汤圆给儿子吃，生怕他被饿着。傻儿不说话，端起汤圆就狼吞虎咽……

⑦有时，王婆婆盛一碗给他，他却头也不回地盯着巷子里那些花花绿绿的水果。这时，卖水果的大嫂就会笑着提醒王婆婆道：“呵呵，傻儿又要吃我的苹果呢。”说完就顺手捡几个送到他的面前，他一阵傻笑狂啃猛咽。王婆婆一边慈眉善目地看着一边把手放在自己的围裙上擦了擦，跑去为儿子付账。卖水果的大嫂就佯装生气的样儿回：“谁要你的钱呢，拿回去拿回去。”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小巷里时有发生，比如卖包子的想吃香蕉了，卖水果的想吃馒头了，大家都不肯收钱，就干脆拿出自己的货物送去互换，多少就没人斤斤计较了。王婆婆懂得做小本生意的艰辛，更不愿白白占人家的便宜，所以，她买了人家的东西，一向执拗着要付钱。

⑧中饭过去，巷子里的各种生意就淡下来，若再碰上天气好，忙碌了半天的女人们就从家里端出一张椅子，三五几个总要靠到黄葛树下来说说笑笑，好像没有它的余荫就会失去愉悦的气氛。王婆婆不和她们坐一起，空了就坐在三轮车旁，从兜里掏出那些皱皱巴巴、花花绿绿的零钞放在并拢的两只膝盖间工工整整地理好，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兜里，然后，在那里东张张西望望。每天，王婆婆都要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才肯收摊，推着她那辆叽叽嘎嘎响的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回家。这时，巷子里的人们早已吃过晚饭，有人正打算去看看外面的灯红酒绿，却发现了王婆婆的身影，跑去抢过她的三轮车．一边推着一边埋怨道：“别这么晚才收摊，早点回家歇歇吧。”

⑨推过坑坑洼洼，王婆婆总是感激不尽地说完道谢的话，独自推起三轮车，同她的傻儿子一道消失在黄葛树旁的屋檐下。

（节选自《散文选刊》)

或许你看到过日出

徐怀中

一位军事学博士，不了解他的人，说他整个儿一个穿军服的陈景润，专业上才力过人，个人生活方而，差不多是一个白丁。陈先生把他全部时间用于“猜想”，此外心无旁鹭。

一天，他五时起床跑步，不知不觉间跑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公园，叫做妙园，全部陆地覆盖着银杏树，气息特别好。他决定选一个僻静地方，读希伯来语一小时，然后跑步回营房，准时上班。正在练习口语，无意间看到，一个女学生一侧身，很方便地就从公园铁棚栏墙的空隙间挤进来了。女学生像是发现有人在注意她，对他微微一笑，顺着林中小路匆匆去了。女孩穿着小红裙子，两条腿瘦长瘦长，显得步幅很大，书包在胯骨上一磕一碰的。公园要查验门票的，她应当从大门口出入才对，所以他觉得，女学生送过来一个微笑，是希望得到他的谅解。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他开始有所警觉了，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你接连几天，在固定的地方，观望十三四岁的一个女学生，给人印象，怕是离犯罪不远了。他换了一个地方，好静下心读外语。可能是生物钟起作用，一到那个时刻，总不由得向栅栏墙那边注视着。女学生照常挤进来，照常是那样微笑着，消失在银杏树林里。

从此，他每天跑步有了目的地，一早赶到妙园，像是赶到海滨观日出，热切地等待着粉团团的一张笑脸儿出现在公园栅栏墙外面，如同等待着水漉漉的一轮朝日浮出海面。

那年，他作为交换学者，进入了法国圣希尔军事学院。他总是远隔重洋遥望着故土遥望着那片银杏林，遥望着妙园的栅栏墙。从法国回来，他照旧每天起早到妙因去读外语，一连多少天过去了，冬去春来，再没有能看到女学生。

事情过去很久了，博士才开始向我们解密。女孩子那笑容并无特别之处，莫知其然而然，自觉不自觉地绽露出那么一抹笑意，极淡薄极淡薄的。他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说明，这极淡薄极淡薄的微笑，为什么竟会引起他内心极深切极深切的呼应。他凭直觉知道，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怕很难得从另外一张面孔上发现这样的笑容了。

他特别讲到了，启程去法国的前一天，他一定要看到女孩子，做一次不经告别的告别。天不作美，他是冒着狂风暴雨赶到妙图的，心里并不抱希望，这样的天气，女学生肯定不会出门的。他照旧守候在栅栏墙那边，不想女孩子在公园大门口出现了，一件透明雨衣紧紧在身上，正迎着风雨往前去。一棵刺槐被暴风刮倒，树枝挂住她的雨衣，怎么拉让也扯不脱，她干脆把雨衣留在树枝上走了。洁白的麻纱连衣裙，水淋淋地裹着腿，她简直迈不开步。博士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在栅栏那边等不到她，即使不穿雨衣，以她现在的身高和体型，钻栅栏进来也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博士下部队搞调查，有一段时间没有到妙园来了，女学生该是高中毕业了吧?他回想着女孩子两条腿瘦长瘦长，疯长到这样一个高身条儿大姑娘，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间隔时间并不长，给他的感觉，她生理上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骤然之间完成的。他本来很难认得出她的了，又所以一眼认出了她，是因为那一张粉团团的脸儿上，依然绽露着婴儿般的微笑，尽管大雨浇着她。

他耐心地对我们讲解说，站在银杏树下，你会感受到暖融融的一脉和煦温润的气息。银各树有活化石之称，科学家们考察这种孑遗植物。居然可以测知，当初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银各树分布最为广阔，生长也极茂盛。可见树木保藏着生物信息传接延续的某种图像，否别人们无法追溯到地质历史的古远时期，无法破解银杏树生长奥秘。植物如此，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博士永远不会淡忘， 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妙园迎接日出。回想那一张笑脸儿水漉漉地浮出海面，便足以滋润他的一生一世。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单位一个家属认识了那位女士，并且建立了亲密友谊。女士回忆说，还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经过妙园，好像有人在注意她，她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买门票，是栅栏墙钻过去的。回头看看，又看不到人。从那天起，每次经过妙园，总感觉银杏树林里有人在现望看她，久而久之，也就不大在意了，可是过种有形无形的感

觉始终存在的。她清楚地记得，那年高中毕业考试。她冒雨赶到学校去，雨衣被槐树枝挂住了，手扎得生疼生疼，怎么也摘不开。她不知怎么突然意识到，银杏树林里一双眼睛正远远注视着她。女孩子家，发现有人注意自己，不知怎么好，丢下两衣不要了。女士自我

解嘲说，当时下着瓢泼大雨，四处迷迷蒙蒙，大风要把银杏树卷跑了，树林里还会有什么人呢，只不过是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种直觉罢了。

（有删改)

红头绳儿

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庙改成小学，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上，尝震颤的滋味。

校工还在认真地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到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险碰到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会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可是，他从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的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卢沟桥打起来了。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条线路出发，挨家散布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拼到底，救中国！》。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校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是疯狂地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种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校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

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校长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不住地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

“扑通”一声，有人跳进来。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当面交给她不可。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

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怏怏地朝学校走去。远远地看到一大群同学围着钟，轮流撞击。钟架下面挖好了一个深穴。原来这口钟就要埋入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校长说，这么一大块金属落在敌人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

我悄悄向她身边走去，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那口大钟剧烈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飞机！”“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子一样蹿进槐林，隐没了。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颤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我出了防空坑，看到钟架被炸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好多力气。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

多年以后，我又跟校长见了面。我几次想问他的女儿，几次又吞回去，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

校长哀伤地说，在那次大轰炸之后，他的女儿失踪了。“怎么会？怎么会？”我叫起来。

我说出那次大轰炸的情景：同学们多么喜欢敲钟，我和红头绳儿站得多么近，脚边的坑是多么深，空袭来得多么突然，我们疏散得多么快……只瞒住了那封信。校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听，我只有不停地说，说到那口钟怎样巧妙地落进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泪珠在校长的眼里转动，吓得我住了口。

“我知道了！”校长只掉下一颗眼泪，眼球又恢复了干燥，“空发生的时候，我的女儿跳进钟下面的坑里避难。钟掉下来，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里有人，就填了土……”

“这不可能！她在钟底下会叫……”“也许钟掉下来的时候，把她打昏了。”“不可能！那口钟很大，我曾经跟两个同学同时钻到钟口里面写标语！”

“也许她在往坑里跳的时候，已经在轰炸中受了伤。”校长伸过手来，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别安慰我了，我情愿她被扣在钟底下，也不愿意她在外面流落……”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着一大群工人，掘开地面，把钟抬起来，点着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