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法 自 然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该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

道家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把宇宙看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是在“道”支配下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维持整体性平衡，使万物协同发展。老子认为，“道”之所以尊贵，在于它对事物不妄加干涉，这样人与自然就和谐了。庄子提出“太和万物”的观点，认为万物天然处于和谐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应该“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即以天道来规范人道。在这种系统观中，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应是“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再现。照此思维看，从“自然的和谐”出发，健全社会模式的各环节方可依次得以展开。由此，“道法自然”便从自然领域转进到社会领域。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 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对于道家自然观的科学精神，在西方亦有不少知音。李约瑟对道家更为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观给予很高评价：“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剂学都起源于道家。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家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有着头等重要性，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

“道法自然”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它以天人合一的“内在关系”立论,迥异于西方把人和自然视为对立的“外在关系”。面对当今世界普遍性的各种危机，我们不能不赞叹“道法自然”的智慧。这种观念在探求生存与自由的同时，便以考虑到获取的前提，并把自然法则上升为人类的行为价值，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借鉴。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破解玛雅文明衰亡的秘密

玛雅人是中美洲的土著居民，曾经拥有与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同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约从公元300年起，玛雅文明进入了被称为古典期的鼎盛时期。公元800年起，古典期玛雅文明到达了它的顶峰，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崩溃。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玛雅人先后放弃了他们的繁华城市，神庙和广场变成了野兽出没的废墟。有关玛雅文明衰落的假说可谓众纷纭：有人认为，地震、瘟疫等天灾造成了玛雅人的急剧减少；也有人认为，战争或者农民起义让文明陷入了混乱。还有人提出了“生态危机”论，认为人口的严重膨胀、土地的过度开垦所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导致了文明的消亡。在这些假说中，气候巨变——具体说，就是大旱——导致了玛雅文明的衰落也是引人注目的假说之一。理查得森·吉尔或许是最早提这个假说的人。

2001年，一份直接证据终于出现了。霍德尔等挖出了尤卡坦半岛中央一个湖泊底部的沉积物作分析对象。使用氧的同位素和石膏(硫酸钙)作为指示气候变化的物质，发现这个地区大约每隔206年就会发生干旱。考察玛雅人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一些“世纪干旱”来临时，玛雅文明就会发生一定程度衰退，例如停止建造纪念碑，城市被遗弃等等。这表明气候的变化很有可能影响到玛雅文明的发展。在测量了另一块沉积物样品之后，霍德尔还发现，公元750年至800年，这个地区发生了7000年中最严重的干旱。随后杰拉尔德·豪格等人进一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气候变化如何促使玛雅文明衰落的图景。科学家发现，公元200年的一次干旱造成了前古典玛雅文明的一次衰退。然后，从公元9世纪(亦即玛雅文明的顶峰)开始，一场持续100多年的干旱主宰了加勒比海地区。

玛雅人的社会结构在干早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他们的农业——主要是种植玉米——依赖水资源，而他们能够获得的水源却有限。更详细的研究表明，在这干旱的100多年中，公元810年，860年和91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最严重的旱灾，持续时间分别为9年、3年和6年。这三次最严重旱灾的发生时间，与玛雅人的主要城市被遗弃的时间相一致。玛雅人聚集的城市规模越大，对水资源的依赖也越大，于是大城市首先被玛雅人放弃了，随后是中小城市。持续100多年的干旱，加上公元810年、860年的大旱，把整个玛雅文明推向了危机的边缘，而公元910年的大旱则可能给玛雅文明以致命一击。

在某种意义上，气候变化可以看成是玛雅文明衰退的“主要因素”。玛雅人已经酿成的环境问题(如环境退化、土壤侵蚀等)，使得过度繁衍的人口极易受到气候和干旱的威胁，气候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并不是造成玛雅文明衰落的惟一因素。在他们看来，玛雅文明的衰落或许更为复杂。

禁指

斯继东

好像是北京奥运会之后吧，来看曾先生的人忽然多了起来。除了弹琴的弄音乐的，还有搞书画的，自称作家的，报社电视台的，后来甚至还来了当官做生意的。

各种回绝。曾先生有点烦。

我宽解他，别人欢喜琴，你应该高兴啊？

你看他们是真心喜欢琴吗？一个个穿戴得今不今古不古，三不像六样生。曾先生说。

还有，我什么时候变成大师了？一夜之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多的徒子徒孙啊？还不是拉虎皮扯大旗，行坑蒙拐骗之实？曾先生说。

一只手明明有五个指头，为什么要立一个禁指，他们知道吗？曾先生说。

为什么啊？我问，我也好奇。我只知道禁指就是小手指，曾先生从来不让它碰琴弦。

《说文》上讲，琴者，禁也。立一禁指，就是告诫世人，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曾先生说。生气归生气，人来了，曾先生照例还是客客气气。这其中，小余于曾先生是个例外。曾先生在上海时，读大学的小余是琴听得最多的一个。曾先生一人一琴回乡后，俩人便断了音讯。某一天，小余忽然寻到了桃源村，问他说是辞掉银行工作回会稽开了家琴行。之后小余就成了常客。每年中秋过年两节必到，平时来也从不空手。小余来曾先生都留饭，我得加一荤一素，曾先生也会多喝一汤碗黄酒。一老一小端着酒碗，不聊别的，就聊琴。

讲得最多的是《文王操》。

曾先生这些年翻来覆去在打的古谱就是《文王操》。据曾先生讲，古籍中就有周文王渭水之滨访吕尚而作《文王操》和孔子向师襄学弹此曲的记载，之后历朝历代文士琴人的诗作琴论中每有提及。重奏此三百多年前的绝响，一直是近世琴人的梦想。但《文王操》有据可考的曲谱有十多种，各种版本曲名不一、段数不同、曲调相异、或有辞或无辞。这中间的甄别、择选和揉合，远非简单的打谱所能一言道尽。面对这块无处下嘴的硬骨头，诸多琴人不是忘而却步便是半道折返。这抱憾的琴人中，就有曾先生时时念叨的师傅张先生，是他把晦庵古琴传给了曾先生。曾先生总说自己是在混吃等死，要说有什么心事未了，那大概就是《文王操》了。

曾先生终于把《文王操》打好了。

曾先生呷好夜酒，我收碗盏。曾先生做手势让我等等。说是要给我听一首曲。

曾先生从楼上拿下来一叠谱，我就放下碗盏净了手坐下来听。

曾先生抚的就是《文王操》。

收声后曾先生问我好听不好听，我说好听。

可我说好听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弹琴。

曾先生笑笑，说，会弹勿会弹不要紧，琴是弹给会听的人听的。

道理我是掰摘不过曾先生的。反正看见伊高兴，我也便开心。

过几天，小余来把那叠谱拿走了。

同一年的秋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体。

我陪曾先生去体检，曾先生说一带两便，让我也做做。曾先生执意，做做就做做。过几天去拿体检结论，曾先生没事，倒是我查出了问题。曾先生拿了我的化验单去问主任医生，问了很长时间。出来曾先生只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

小医院靠不住，我们去上海看看。曾先生说。

我会吃会困上好贴通一个人，空劳劳去什么上海啊？我不答应了。

我带你去嬉嬉外滩，看看东方明珠塔。曾先生说，顺便查一查，放心些。

曾先生平时不太用手机。这次找出电话本打了不少电话。

小余开的车。送到医院，一切就都由不得我了。曾先生托了熟人，住院部住下来后，胸透CT核磁共振生化全套胃镜切片一样一样做。我虽然字眼少，阵势还是看得出。是癌吧？曾先生倒也不瞒我：好在发现得早。我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侬勿要怕。临了大事，曾先生照旧泰悠悠，不慌不张。我要给我儿子打电话，曾先生拦我，忙就让他忙着吧。手术前后，曾先生一步勿脱守在床边，怕不周到，还请了个陪护。虽然请了陪护，事情曾先生还是抢着做。

原来曾先生也不是只会弹弹琴。

“这倒好，变成你服侍我了。”我对曾先生说。

曾先生把手上的书放下来，笑咪咪回对我：“不着慌不着慌，等你病好了，还让你原模斯样服侍我。”

“这么久没摸琴，你郁屈煞了吧？”我问曾先生。

曾先生呆得呆，说：“还好还好。”

前前后后住了一个多月院。曾先生没食言，出院后当真带我去嬉了外滩，爬了东方明珠塔。在塔前，我俩还合了个影，是曾先生提议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曾先生也是第一次爬东方明珠塔。

归到家的那个晚上，曾先生破例没有弹琴。

第二日一早掉尘时我才发现，搁庋上的琴不见了。

我慌急慌忙喊曾先生。曾先生无事似的答了句：“你住院期间，我托小余把'晦庵'卖了。”

什么？我杵在那里。

“秀琴啊，”曾先生喊我一声，“人也好，琴也好，总有一天是要脱手的。”

我的眼泪水又一次不争气地汆了出来。

那天早晨，曾先生又跟我提起了张先生。他说张先生惜物却又不恋物，文革初期，前明陈圆圆的琵琶被砸，“虎啸龙吟”被盗。别人问起来，张先生淡然一笑：“这天下都今天你明天他的，一张琵琶一床琴又算什么？”曾先生说，张先生的书房里挂有马一浮先生持赠的一幅字，其中有两句他近年总会时不时想起。

我问哪两句。曾先生破例用普通话吟了出来--他日移居山溪里，取琴为我召阳春。

之后，一直到过背，曾先生的手指再也没有碰过琴弦。

（选文有删节）

材料一：

全球城市化的推进对城市的人口、交通、通信、健康、教育、污染及废弃物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缓解这些挑战带来的压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全球相继启动智慧城市计划。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管理咨询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从在建设数量来看，中国以500个试点城市居于首位，并已形成了数个大型智慧城市群。德勤合伙人马炯琳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以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城市居民和工作人群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幸福感的提升，智慧城市的深度应用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力求打造开放、共建、共享，服务均等化以及城市特色化的智能城市。传统的智慧城市要朝着“超级智能城市”的方向发展，必须要具备实时化、普遍化、开放化、智能化、自主化以及融合化六大关键要素，还要涵盖智能经济、智能出行、智能环境、智能生活以及智能教育这六大领域，使得城市更加融合与一体化，进行更高效的相互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材料二：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空间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城市部件实现“万物互联”。二是信息技术改变城市生活。信息与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发生化学反应，城市各领域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实现智能运行。如智能缴费、智能交通、智能养老、智能社区、智能环保、智能政务等，从而更加方便快捷、运转高效。三是智能驱动城市治理创新。城市治理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可以及时为市民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实时感测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决策，推动城市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摘编自“百度百科”、《人民日报》）

材料三：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想预期在实践中还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有产无智”。相关高科技企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撑性力量，但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是购置它们生产的高科技设备。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企业兜售设备的“竞标场”，加上产业发展冲动，一些城市在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导致后续投资乏力、管理滞后、资源浪费。由于信息技术设备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最终可能只是购买了一批过时的设备和终端产品。二是“有智无慧”。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局限在“网格化管理”“综治维稳”等智能管控领域，既忽略了多部门联动的系统性，也忽略了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性，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互不联通，存在“数据隔离”问题。三是“有慧无惠”。建设智慧城市，意味着城市发展要素的全面革新，意味着城市居民广泛使用信息技术并从中得到更多实惠。然而，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既与城市居民的需求脱节，又缺乏城市居民的参与，没有真正服务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此外，由于对技术和大数据的高度依赖，智慧城市建设还普遍面临技术安全风险、用户信息安全风险、居民信息壁垒风险等问题。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