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泥斑马

肖复兴

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黑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台阶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显得很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的人，一眼就能望见。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洋画片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泥玩具，多是些小动物，是王大爷自己捏的，涂上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欢迎。我常常一放学就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

王大爷那时五十多岁，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王大爷的东西很便宜，人们生活不富裕，因此他赚的钱也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将近三十，还没结婚，在铁路上开火车，和王大爷两口挤在一间房里。让他头疼的是儿子以后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

那一年寒假，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前玩。有一天，他在做玩具，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只小马吧。”他点点头。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捏出了只小马的样子。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说：“一色儿黑，不好看，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说。

第二天，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匹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小斑马，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很难过，百爪挠心，好像小斑马是我的，会被别人抢去。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

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天，小街上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七十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过甘肃，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