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之心

余显斌

“泥人曾”是我爹的外号。

我爹捏泥人，将土筛净，加上些棉绒，然后和泥，揉醒。再然后，捏出头、身子和腿。接着，又捏出鼻子、耳朵、嘴唇，再倒腾出一双眼睛。哎，一个人就出来了，咧着一张嘴。

那是谁啊？大家望着，觉得认识，可一时又说不出来。

等到我爹再给那人脸上安一颗痣，大家都呵呵笑了，是张旺。对，没错，就是张旺。可是，张旺是酒鬼啊，那神态咋能捏出来啊？

我爹拿了小竹刀，在泥人身上刮刮抹抹的，张旺的身上，就斜披着一件衫子，身子歪歪斜斜的，一副要倒不倒的样子，醉态可掬。

大家见了，都嘎嘎嘎的，前俯后仰。

张旺见了，吐着酒气扔下一句：“比吴六强多了。”然后，歪歪斜斜地走了，喝酒去了。

吴六是谁？我爹的师弟。吴六小时，和我爹一块儿，跟着我爷爷学习捏泥人。我家八代都是捏泥人的，属于捏泥人的世家。

那时，我爷爷是挑了泥人，四处去卖的。

我爷爷死后不久，小镇成了旅游之地。大家都来看山，看水，坐船，吃八大件。当然，也要买上一些东西，提着高高兴兴地离开。

我爹开了一个店，名叫“泥人世家”，货架上摆着的，全是泥人，有八仙过海，有西天取经，有桃园三结义……一个个泥人，活的一样。

我爹的生意呜呜的，火箭一样向上冲。有老外也来买，摸着八戒的肚皮，对我爹翘着拇指道：“very good！”

我爹问我：“他说啥？”

我说：“夸你呢。”

我爹就眯着眼，乐得如弥勒佛一样。

吴六呢，也开着个店面，名叫“圣手真传”。他把我爷称为“圣手”，自己属于嫡系弟子。可是，嫡系弟子生意并不好，一直不死不活的。

有一天，我爹的生意也如吴六的一般，呼一下跌到谷底。

那天，张旺来了，说要买一个泥人。我爹准备去拿，他说他自己挑。最终，他在一堆泥人里，挑出一个“赵子龙冲阵”的泥人：赵子龙白盔白甲，双手持着一杆枪，骑着快马，冲向曹军。

张旺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可是，在找钱时，泥人落在地上，碎了。他低头一看，啊地叫了一声。有客人见了，低头一看，也啊地叫了一声。泥人碎后，里面竟然有砂石，有草木，还有一只死蚯蚓。

这可是捏泥人的大忌啊。

捏泥人前，要选土，捣碎，筛净，是为了泥质细腻，更主要是为了干净啊，如果泥人里有土粪、烂树叶、石头，是要挑出来的。更不能有死虫子、死蚯蚓什么的，不然，泥人会发臭的。

捏泥人是一件良心活。因为，没谁买了泥人会打碎检查的。

我爹傻了眼道：“咋……咋会啊？”

张旺白着眼说：“我冤枉了你？”

当然是冤枉了。几天后，工商局的老王就来了，找到吴六，罚款，让为我爹恢复名誉。原来，张旺打碎的泥人不是我爹的，是吴六的。吴六悄悄让张旺拿着，来到我爹店中，假装是在我爹店里挑选的，故意打碎，露出里面的东西，嫁祸我爹。

我爹在张旺走后，当晚就调出店里的电子监控设备，看得一清二楚，当即找到张旺，半瓶酒下肚，张旺啥都说了。

张旺也被罚了款。老王说，消费者有权利，可消费者也不能污蔑陷害商品经营者啊。

吴六被罚，谈起原因道：“谁让我师傅偏心，绝招不教我，不然，我咋会不如我师兄。”

我爹听了，找到他，告诉他，我爷爷是公正的，是你缺乏匠人之心，所以生意才不行。吴六问凭啥这样说啊。我爹问：“你筛土了吗？”

吴六说：“筛了。”

我爹问：“你加棉花了吗？”

吴六说：“加了。”

我爹问：“是棉绒吗？”

吴六沉默一会儿，说：“不就是为了泥巴有韧性吗？我用的棉絮，不一样啊？”

我爹说：“不一样。”

我爹解释，棉绒能和泥均匀和在一起，棉絮不行，因此，泥巴韧性不好，而且棉絮过后发胀，泥人表面会拱出包。

吴六不说话了。

后来，吴六的生意也渐渐好了。

我爹知道后笑了，告诉我：“你六叔啊，有匠人心了。”

(选自2018年5期《小小说大世界》,有删改)

马寅初：兄弟我很硬朗

堂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讲话这样开头：“兄弟我今年73岁……”其后他大讲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冷水浴的乐趣，甚至在火车上也必弄桶凉水来冲洗，“凉水一激，汗毛孔里的泥垢就出来了。” 

这是北大老校友回忆当年初入北大，听马校长讲话时的情形，他们的感觉是“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直率。”而他们看见马校长，第一印象是：“身体出奇的棒，当时他年已古稀，虽然鹤发稀疏，却有红润的童颜。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还常年坚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风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着身子往冷水里跳。”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告诉记者，父亲1961年以八十高龄回故乡嵊县视察，由于洗冷水澡而患上肺炎，才终于停止了这个习惯。

此前，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了很久，他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台下有人喊口号，他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马校长搬张椅子坐在台上讲桌旁的场景，北大师生并不陌生。遇有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这样，以便随时和主讲人交流。一次，国家体委某副主任来北大讲话，按常理，马寅初不用陪同，可他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不断插话，越说越有劲，最后干脆喧宾夺主地批评起一个人来，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议他竟然不来听讲。

被批评的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有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这种“硬朗”自然存在于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在1958年屡遭点名批判期间，马寅初说：“我总想以行动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60年，在“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这位不妥协的学者终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撤离燕南园，回到东总布胡同的旧宅。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能再公开发表文章。从此，马寅初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马寅初曾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家里很冷清，很少有人来拜访。但在如此境况中，马寅初根据大量的农村实际调查，写出100万字的《农书》。他坚信“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孰料“文革”开始，马寅初不得不痛下“与其让别人烧，不如自己烧”的决心，整整一藤箱，几十卷的《农书》手稿，在作者亲手点燃的火中灰飞烟灭。

马寅初的硬朗由来已久。1927年北大校庆时，他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研究者称，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北大之精神”若合符节。

有一本关于北大校长的书，写马寅初的那篇，标题赫然是——“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转自《北方新报》2012年3月19日，有增改）

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