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车的人

靳以

在回家的途中，有一节路是傍了一条河的，河岸上有几间简陋的房舍，那里面就是住了那个造车的人和他的一家。

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坐在车上或是步行着，总要望着那里，就是在当着走近的时候望不到什么，过了那一节路也要频频回首。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四五年的日子了。

时日使那条河成为一条污秽的浅溪，使那个造车的人的胡子成为花白，他仍然是穷困的，虽然他每天都是勤苦地工作着。

最初遇到他，是在夜间，远远只望见风箱吹着的炉火一下一下地闪亮，那是美丽的夜，星星像珠子一样地洒满了天，自己还以为那是终日浮在水上的渔人们在烧一把野火呢。走近了时，便看见一个三十几岁的妇人正在把了风箱的拉手坐在那里，膝头上趴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个年岁仿佛的男人，从火中取出那车轮的铁皮在铁砧上击过一番之后急忙地钉到造好的木轮上；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扶着那木架，更年轻的一个女孩举着一盏煤油灯。他有一张瘦瘦的面颊，衬出更高的颧骨，有两撇黑大的胡子。他迅速地把铁钉都用钢锤钉好，和那个男孩子纯熟地把这车轮放到盛了水的水槽中，立刻“嗤——”响了一声，还冒了白的水气。

他像是满意了，用手摸着胡子，又把一个弧形的铁皮丢到炉里去。那妇人又起始一 下一下地拉着风箱。乘了这一点的闲暇，他放下锤子，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工作。他的眉毛更紧地皱起来，上额的纹路像吹皱的池水。然后他蹲在一旁，把脸用手掌很用力地自上而下抹了一回，这像是能解去他身体上的和灵魂上的困顿。随着他又站起了身把已经炽热的铁皮取出来，再钉到那车轮的上面……

但是他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单纯，他要把堆在门前的木材，用他自己的手和他的妻儿的手，造成一辆辆存有古风的、粗笨的大车。我看见过他和他的儿子用长锯切断那圆形的木材，我也看见过他怎样把那木材在火上烘成弯弯的形状，用斧子和刨子使它成为光滑的，于是那美丽的质纹，很清晰地显了出来。在这里面他像是能找出来无上的快慰，

用眼睛注视着，用手来摸着，多少好的幻想在那上面生出来。他的心中有万分的满意， 脸上淌下来的一滴汗，带了一点点的泥污，落到他的面前，激碎了他的空想，他觉得疲惫了，摇摇头，站起身来，觉得十分疲惫了。

装了一袋烟，悠悠地抽着，怕只有这一刻才真的是他最舒适的时候呢。可是，工作，无论如何，为了一个原因，对他是颇重要的：他需要立刻拿起工具来，——那里有四个张大的嘴，等候他来喂呢！

十几年来，没有一次我看见他安闲地坐着，喝着清茶，如他那样年纪的人常喜欢做的那样。他造了许多辆车，让许多人坐了车到远处去，可是他一直像生了根，不停地苦作着，一直脱不开贫苦，一家人都是又黄又瘦。

一天早晨，经过那河边的路，我望到地上有还未曾被风吹散的纸灰，更听见有女人

哀哭的声音。屋门打开了，他和他的儿子抬了一具三尺长的棺木，盖了小小的一方红布；而女人的哭声更加高了起来，他像是毫无感情地，如往日一样地皱着眉。他迟缓地向着西面行去。在他的右手，还提了一把铁铲。

我很少看见他笑，——为了快乐而笑着，就是当着一辆车由他的手中完成了，他也还是平淡的，因为他早已知道还有另外的一辆车也需要他的苦作造起来。

他真正欢喜来过的日子，怕就是为他儿子娶媳妇那一天了，却只有这么一天。

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穿了红衣的年轻女人帮同他们操作，可是同时他的女儿不见了。我想或许是因为不增加食口，他的女儿也被遣嫁到别人家去了。

有了妻的儿子显出一点慵懒来了；因为这外来的女人，一向静穆的空气也震破了。 还算好的是诟谇都发生在那个妇人和那年轻的女人之间，他却仍是默默地致力于自己的

工作。但是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起于他心中的苦痛了。

离家五年后，每次经过那里就看到横着堆在那里的木材，几个已经造好了的车轮蒙着尘土躺在那里。他一个人默默地让工作消磨着他的时日。他不说话，也没有可以和他说话的人。有时候他停了停手，稍稍直起点腰来，眼睛望着面前的那条河；那河，现在大部却是露了黄泥的河底，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小流缓缓地淌着。之后，他就又弯下身去，继续着他的工作。

在他前面的那条河，有时候为太阳晒得没有一滴水，还裂着不成形的龟纹。 人老了，河也干涸了！

可是，到了夏天，河里又涨了水，他还是在河边工作着。

一九三三年

（选自《渡家》，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有删改）

“天眼之父”南仁东：梦想与坚守

2017年9月15日，72岁的南仁东在美国治疗肺癌时去世。“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行了，他就躲得远远的，不让我们看见他。”FAST工程调试组组长姜鹏回忆说，这可能就是南仁东的性格，希望保持着最有尊严的形象。

姜鹏来天文台面试的时候，并不知道南仁东是谁，  “只是感觉到他强大的气场，一看就是头儿，甚至有点像‘土匪头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筹划FAST项目时，南仁东就一直留着一撮小胡子，过了20多年，头发和小胡子都已变得花白。在工地上他随意地穿着大汗衫，鼻梁上架着近视镜和老花镜，回北京又变回了时髦老人。  “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很注重形象，要带一箱子衣服去。”FAST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说。

南仁东是1963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北京天文台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他是一个爱好艺术和哲学的科学家，尤其喜欢画画，在日本国立天文台访学期间，创作了一幅油画《富士山》，至今仍挂在校教学楼的大厅里。“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反射面周围的六座百米支撑塔要等间距排布，打乱排不是能减少很多工作量吗？结果他就一句话‘那样不好看’。别看他忙，但做PPT特别讲究，有一次开完会其他单位的人问我，你们是请专人帮忙设计PPT吗，怎么版式那么好看？其实都是南老自己做的。”FAST工程副经理张蜀新回忆道。

“也许是因为喜欢艺术，他和一般科学家不太一样，想法不受拘束，很有想象力，经常会冒出很多创新点子。”FAST工程接收机与终端系统高级工程师甘恒谦说。

数千块单元组成的球面主动反射面技术是由南仁东主导的FAST最大创新点之一。主动反射面技术在以往的射电望远镜中虽已有应用，但都用在小范围的改变上，目的是通过改变单元反射面的位置来保持整个反射面的抛面形状，而FAST的反射面要进行大范围的运动，每一个单元反射面的作用是要将球面改成抛物面，通过主动的变形实现对天体跟踪式的观测。而要实现这种跟踪观测，对反射面上空的馈源舱^①定位精度要求很高。

当时他们做过几个馈源支撑缩尺模型试验，馈源舱的指向一直不能达到最大的观测角要求。“由于馈源舱是由塔上的钢索拉动的，角度始终趋向于水平状态，如果达不到40度的角度，就看不到银河系的中心。”甘恒谦说，南仁东很有想象力地提出，在馈源舱周围加一圈流体或半流体的“水环”，流体受到重力影响集中在某一方向，这样可以有效补偿姿态控制的不足之处，会使馈源舱的角度发生相应变化。不过后来通过与德国科学家的合作，FAST最终采用了钢索牵引驱动的轻量化柔性馈源支撑模式，“水环”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但南仁东的想象力确实让项目组其他成员印象深刻。

与传统射电望远镜采用独立分块反射面单元技术不同，FAST主动反射面的主要支撑结构采用了创新性的索网技术，2002年FAST技术年会上，南仁东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我问南老师，原来的技术应用很成熟了，为什么要改？他说：‘很简单，因为省钱。反射面放在索网上面，坑的弧度要求就没那么高了，不然工程耗费会非常大。’”甘恒谦说。

但索网的制造和安装难度相当大，首先是钢索结构超高疲劳性能的要求。钢索构建疲劳强度不得低于500兆帕，他们从知名企业购买了十余种性能最好的钢索结构进行疲劳试验，结果令人意外的是没有一家符合FAST的要求。

“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寻找合适的钢索材料会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姜鹏说，“当时南老压力太大了，在两年内，几乎总是寝食难安，这是FAST项目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在想解决方案时，南仁东又开始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他甚至提出用弹簧作为弹性形变的载体，来解决索疲劳问题，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最后拿出一个终极版的弹簧方案，目的是说服他，如果这个方案不行，其他弹簧方案也不用考虑了。但他这么说，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发散思维，提出更多的新方案出来。”

FAST对钢索结构的性能要求已经远超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规范，因此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提供相关产品，南仁东等人只能将方向转向钢索的研制中。当时发现并无可借鉴的经验，FAST必须从头开始解决材料的问题。姜鹏回忆说，因为无法确定问题的根源，所以研制工作要在涂层改善、锚固技术等几个方向上同时开展，在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近百次的失败，几乎每一次的实验，南仁东都亲临现场，沟通改进措施。他们请来上海、南京等地的十几家单位以及国外钢索结构的顶级专家一起评审，同时也幸运地找到一家既懂技术又有经验，同时愿意配合的厂家，在工艺控制上为FAST提供经验和产品，最终钢索结构才终于被研制出来。

(节选自吴丽玮《“天眼之父”南仁东：梦想与坚守》)

注：①馈源舱：里面装置有馈源，也叫作超宽带接收机，是FAST接收和回转信号的最核心部件，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反射面所接收到的全部宇宙信号，都靠它来收集。

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人工智能通过为相关传统领域‘赋能’，使其实现重大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溢出带动性很强，是一项具有‘头雁’效应的战略性技术。”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说。

以往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然而，前几次工业革命都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所创新所主导。“我们如果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话语权，未来就不能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跃进，就不可能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专家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中国应抓住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布局、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并力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2018年11月《人民日报》）

材料二:

9日，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主办的第八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暨2018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会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汝钤获颁首个“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

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达到435亿美元，中国的规模达到317亿美元，占了全球的3/4以上。说明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不减。”张雪丽同时指岀，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产业依旧呈现倒三角结构，“应用型企业多，研发型企业少，这是我们必须尽快改变的现象”。在AI芯片上，国内芯片厂商虽已开始布局并陆续有产品发布，“但仍无法撼动国际巨头的地位”。

（摘编自2018年12月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2035年人工智能带动传统产业增速（％）和增加值

（数据:中国信通院）

材料四:

“AI技术商业化的压力增大，未来如找不到合适的落地场景，将有90％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面临落败出局。”光大新经济投资负责人艾渝说。“在当前资本市场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会有大量底层技术实力较弱的企业逐步被淘汰，而一些细分领域中，有扎实技术支撑并且有商业落地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发展。”德景投资合伙人刘万清认为。

中国信通院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产业应用篇》指出，目前看来，深度学习只能在机器上建立浅层次的条件反射，是“弱人工智能”，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即“强人工智能”的实现还没有任何曙光，而依托深度学习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兴产业生态和行业发展正方兴未艾。

“人工智能目前已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是应用。人工智能必须要落地到具体应用场景，真正服务于现在的行业，让人脱离反复无效的劳动。目前我认为可以落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在医疗、金融、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等，这些是目前发展最快、落地最快的场景。很多大公司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做这些研究。那么作为初创公司，我建议他们更多地去抓这些应用，尤其是ToB的应用，这些是巨头们触及不到的地方，但正好是创业者的机会。”英诺天使基金联合创始人李竹说。

（摘编自2019年02月19日《科技日报》）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白居易后来被列为中晚唐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诗歌应“经之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是他在入仕初期，还是他在朝为左拾遗，在地方为江州司马、杭州刺史时，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如《新制布裘》诗：“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所以清代叶舒鹏《读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白居易的“讽谕诗”《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陈，力避艰涩、怪险，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的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减弱，以诗歌为例，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他非常重视以优美的意象兴发情感，注重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优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家，如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事实上，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