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的新理念、新模式，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和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基于信息化和智能化服务的新的社区管理形态。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社区是社区治理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是构成智慧城市的基层“细胞”。然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概念都将自身局限在某一领域。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谋划经济社会的智慧化发展。智慧社会就是将城市、社区以及其他治理单元结合起来，将整个社会作为对象进行整体性思考。

（摘编自高奇琦《建设智慧社会要把握三大要素》，《人民日报》2018 年 12 月 2 日）

材料二

智慧社区的基本构成图

（摘编自乔俞豪《基于物联网的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研究》）

材料三

智慧社区的概念源于美国，2009 年 9 月，迪比克市和 IBM 启动了美国也是世界第一个智慧社 区项目，运用传感器、互联网等技术帮助居民实时监测并调整其用水量、用电量。继 IBM 之后，思科、微软等科技公司成为推动美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2015 年 9 月，美国联邦政府将智慧 社区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发布了《白宫智慧城市行动倡议》；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智慧 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

欧洲也是全球智慧社区起步较早、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在智慧社区建设中，欧盟拟定相关倡议时，注重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在具体项目实施中，德国慕尼黑则成立智慧社区实验室让公民参与智慧社区建设规划过程。不仅如此，每个项目选取二到三个城市或街区、社区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向欧盟国家其他城市、社区推广。

（摘编自李德智《典型发达国家智慧社区的建设经验及启示》，《建筑经济》2017 年第 11 期）

材料四

目前，北京市智慧社区的建设普遍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智慧社区难以推广、普及和融合。由于缺少国家统一的社区信息化法规，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缺少数据采集、设备接入等方面的统一强制性标准。一些网络服务商以及智能安防厂商，又纷纷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智慧社区。行业局限性和企业角度的不同，导致这些智慧社区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腾讯的智慧社区侧重云服务端，奇虎 360 侧重安全智能家居，这些都不能完全满足社区智慧物管和居民智能生活的多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社区居民还没有深入参与到智慧社区建设中来，特别是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另外，智慧社区建设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但目前北京市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着大量的行政性工作，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部分人员的素质不符合智慧社区建设要求，致使智慧社区落地应用不够好。

（摘编自梁丽《北京市智慧社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电子政务》2016 年第 8 期）

《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它刻画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也营造了独特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外貌形体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趋向于柔美、纤弱，体现女子优美的体态和秀丽的容貌。如《大招》“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大段语言文字铺陈出形象华丽、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非仅如此，云中君沐浴用的是兰汤，穿在身上的是如花般华美的衣服；山鬼身上披的是薜荔，腰上系的是女萝……香花香草的气息配上女子的绚烂奇艳，“香草美人”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在性格方面，《楚辞》中的女性往往忧郁、多愁善感。如《湘君》中的湘夫人赴湘君之约，来到河边仍未见湘君的影子，“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派萧悲的景象，衬托出伊人的愁苦。再如 《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她的惆怅哀怨之情是用萧瑟的风雨之景衬托出来的。在作者笔下，惆怅哀伤、欲语还羞的姿态更能彰显女性之柔美。

在个性气质上，《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浪漫性的特征，原型大多取材自幻化的神女，往往虚无缥缈。一方面，她们是高高在上的神女，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她们更多的人性，在作者笔下这些神女也会为情所困，会因想念神君而叹息。即使是身为天帝女儿的湘夫人，也并非人们所预想的那般难以亲近，相反她十分温和可人。昔日众人眼中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女，在屈原的《山鬼》里变成了亲和温婉、情感丰富，性格中还有些瑕疵的普通人。神与人截然不同的特点，却奇妙地融合在《楚辞》的女性形象中。

《楚辞》中这些女性形象的独特风貌，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楚辞》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的生殖力崇拜的强烈色彩已经逐渐退化，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给开始出于审美需求，实用性的审美观转向为纯审美。其次，《楚辞》产生于南方楚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助于楚人丰衣足食，而南方阴湿的气候，又使得他们个性文弱，气质纤细，情感温和，多愁善感。再加上楚地重淫祀，盛行巫风，这种祭祀活动往往充满着神秘感。在此背景下的楚人自然而然把女性形象跟神秘的女巫联系在一起。最后，《楚辞》的作者是屈原，他对于女性有着自己完美的认知和寄托，如《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塑造了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也是屈原借此形象自喻。又加之作者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美人的形象也反映在作者笔下的人物上，对美人的思慕，又何尝不是作者“致君尧舜上”的梦想或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此中的苦闷和困顿，更丰富了《楚辞》的艺术性和审美特征。

（改编自匡晶《〈楚辞〉中的女性形象》）

五味调和

吴靖

①中国食文化之道，突出反映于“五味调和”。《素问·五脏生成论》有言：“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周礼·天官·食医》亦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可见古人以味在人体中起的作用作为“和”的先决条件。两段话反映了饮食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调和是为了寻求味的适中，实现综合的味感，即融五味于一肴，达到菜肴整体风味的最佳效果。

②传统的酸、甜、苦、辛、咸五味是五种单一的味感，其中甜是甘的同义词，即不带任何刺激的正味，又是减少刺激的佐味，而酸、辛、苦、咸如不调和，进入口中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性，所以要“和五味以调口”，达到味之和谐感，以符合人的生理要求。在世界各国中，中华烹饪所用的调味品是最多的，从盐、醋、酱、糖、辣椒到酒、糟、胡椒、花椒乃至中草药等，凡数百种之多。然而，倘若只用某种单一的味料，或调制不适度，或不进行节制，就难以形成美味；只有将众多味料“合”在一起，才能使朵颐快感上升为品尝美感。可以说：“和”是中华食之道、味之美的根本标志。

③在技术层面，烹饪要使五味“和”，即从差异到平衡，必须“善均五味”，掌握“调”的本领。中国调味技艺堪称世界之最，但无论哪一种准则都离不开“调”的技艺。这里的“调”不限于盐、醋、酱、糖之类味料的调，是利用主料、辅料、味料的配合及各种烹饪的手段来美化菜肴的味道。正因如此，中式调味技艺很难进行如西方科学所要求的定量分析，而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一切以味的谐调为尺度。

④在中式烹饪中，调味主要是去除食物本身的恶味，激发食物固有的美味以及创制食物原本没有的新味，技法有涤除、压盖、化解、烘托、改进、融合等。以煮肉羹为例，常在其中加入醋和盐，醋不仅代表酸，还可以消杀肉类中含有的臊、膻、腥等不食气味；盐亦不仅仅代表咸，还可以“提味”，即能把肉类中含有的呈鲜物质突显出来。然而，这两种效应又必须让腥、膻、臊或鲜的物质与致酸、致咸的物质发生“化合”作用，这种作用的条件则是让它们溶于水中，用火加热促其反应，显然这种“和”是一种化学生成。

⑤至于创造食物原本没有的新味，更是中华烹饪文化的本质。中式烹饪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够将众多的主料、辅料和调味品，通过不同烹调方法和步骤，精妙地融于一锅，使其相互浸润、渗透和融合，互补于菜肴之中，使之变革为一种与下锅时的各种物料都不一样的全新美味。必须指出的是，这各种物料的“和”，决不同于“杂”，而是“集多味一品而取其和”，是要求调和多味中，产生一种全新而美妙的艺术境界。

⑥一个“和”字，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味之飞跃，让中国人吃出了美味，也吃出了健康，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常有天命。”

（选自《书屋》2019年第3期，有删改）

丝绸自古就是重要的书画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帛书帛画用的就是丝织品。唐宋之间，丝织品是文人绘画的主要材料，传世唐宋绘画中大多数是绢本。到明清之际，绢本逐渐减少，纸本增加，但仍有不少书画以丝绸作底，称为绢本或绫本。约从宋代开始，丝绸还成为书画的装裱材料。宋元时主要使用缂丝和织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时较多地用锦绫来装裱书画。因此，丝绸与美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与美术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丝绸生产场景作为常见题材频繁出现在古代美术作品中。

商代青铜器上已见有蚕的纹饰，战国时期则有许多带采桑场面的青铜壶，采桑图反映了当时采桑女劳动、欢爱、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动。汉魏六朝至隋唐，丝绸生产场面经常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木板画上。

最为有名的反映丝绸生产过程的绘画作品是南宋初年于潜县令楼俦绘制的《耕织图》，以当时的农业和丝绸生产为题材，共设耕图21事，织图24事。其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画院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室成员了解蚕织生产的参考和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现传宋元时期的《耕织图》版本有吴皇后题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吴皇后题注本绘有最早的脚踏缫丝车和提花绫机，生动而详尽。

明清各朝，《耕织图》摹本纷纷问世，尤其是清代特别重视。康熙三十五年，皇帝命宫廷画家焦秉贞仿楼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作诗，刊发各地，劝谕农桑。后来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时间摹刻《耕织图》之风大盛，一些农书、方志上也印有《耕织图》，连许多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年画纸币、墨砚上都有《耕织图》。《耕织图》的盛行，还导致相同类型《棉花图》的诞生。

丝绸与其他装饰艺术的关系也很密切。丝绸曾是室内装饰的墙布，因此在建筑图案中经常模仿丝绸的纹样。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装饰纹样也都曾跟随丝绸装饰之风，或与丝绸风格互相影响，体现着共同的时代特征。例如，从青铜时代中期开始，各种礼器上出现的动物纹样的周边和间隙之处填满了各种小几何纹，如回纹、雷纹等，可能正是由于几何纹暗花织物上加以动物为主题刺绣的影响所致。宋元之后的设计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锦地开光图案，以小几何形的琐纹如曲水纹、锁甲纹、球路纹等作地，上布带环的窠状纹样作主题，无疑也是于丝绸图案设计，并大量出现在瓷器、金属器、漆器及建筑等几乎所有的艺术中和生活用品上。

丝绸与艺术的关系还可以在音乐领域中找到。据史载，野蚕丝一直被用于制作琴弦，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器乐主要形式之一的弦乐也离不开丝绸，中国古代的器乐也因此被称为“丝竹”。

①近日，多地展出的数字复制壁画，这些作品色彩表现力较之传统手工临摹作品毫不逊色，在线条造型等方面更为精准。这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壁画复制可否取代临摹？

②过去，古代壁画临摹常常出于研究保护之目的，为历史而摹。在这临摹过程中，通过对壁画形式语言结构的深入分析，也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壁画研究人才。另外，临摹流失海外的古代壁画也为还原文化遗产面貌提供了有益借鉴。还有一批画家、学者是为艺术而摹。出于对古代壁画艺术的崇敬向往，他们在临摹中更强调梳理壁画创作媒介、图像及方法。如敦煌研究院，在临摹壁画艺术宝库作品时，探索出了一套从起稿、线稿、上色、画面整体调整到完稿的临摹技法体系。类似这样的“整理临摹”“复原临摹”等研究性临摹实践，在“客观临摹”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当代研究者对壁画的理解感悟。其研究成果对传统壁画价值的承扬具有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③然而，这些实践成果的应用却面临着传播困境。传统临摹作品虽具备较高的学术性，但因数量少、临摹耗时长等因素，大多用于研究、保护、教学工作，很少以展览、研究成果的形式走出洞窟，走向大众。此时，数字技术的合理介入是满足公众诉求的必由之路，也是让静默千年的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必然要求。数字复制、VR技术、3D动画复原演示、线上展览、配套互动游戏等高科技，为盘活传统壁画这个超级IP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壁画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数字复制不仅可以分众引流，扩大传播范围，降低欣赏门槛，也可以更清晰地再现艺术真实面貌。

④“复制”与“临摹”虽在形式上都是储存历史副本，但不能等同于一个概念，前者机械高效，后者凝聚匠心。临摹较之复制，更能反映出当代艺术创作者对古代壁画的思考，在线条色彩中感神魄、促创作。然而复制技术之于当下的文物研究更具催化剂作用，其客观性使如服饰、建筑、历史等学科研究者能够得到更准确的资料。在许多高校壁画专业课中，对着高清数字图像资料进行研究性临摹已成为一种艺术创作训练手段。可见，手工临摹与机器复制并非对立关系。复制的蓝本源于古人绘就的壁画，而复制品又为今人临摹古代艺术提供了便捷途径。因此，从不同目的出发，复制与临摹二者各具价值。

⑤壁画，归根结底是人的艺术。无论使用哪种手段，最终是为了向古人的艺术世界靠拢，也是为了使当代艺术创作能够充分继承传统精神。如今的传统壁画临摹工作，依然面临临摹标准不统一、教学体系不成熟等现实问题。而在数字化技术运用中，也存在着泛娱乐化、简单形式化等倾向。因此，数字时代的壁画保护研究，不是单行道，而应多轨并行，兼取优长，不断完善自身价值评判体系。在确保文物“内容为王”的整体原则下，重视技术与艺术的交叉融合，不断提升壁画的临摹与数字化水平，让千年壁画重现华光。

（摘编自马苏薇《壁画复制可否取代临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