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馒头

经历过1960年前后饿肚时期的父辈们，对粮食的热爱和珍惜之情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无法体会的。

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奶奶是个刚强勤俭的人，她不容许家里任何一个人糟蹋粮食，包括她视若宝贝疙瘩的我。她可以容忍我身上的许多毛病，唯独看到我胆敢扔一点吃的，她的烈性子就会发作，即便年纪那么大了，仍能把我骂得无处躲藏，同院儿住着的叔伯婶娘们也不敢插一言。有了剩饭，奶奶就把脏了的喂了猪羊，干净的留下，热了继续吃。还让我吃，我不吃，奶奶就会讲那些年没吃没喝的时候有多艰难，讲着讲着就会落泪。我皱着眉头吃上几口，奶奶会欣慰地摸摸我的头，张着没牙的嘴呵呵笑。

多年以来，为了生活我四处奔波，每有奢侈的时候，我就会羞愧不已，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心底总会惴惴不安。正因为如此，我不敢糟践一点粮食，也看不得别人对粮食的糟蹋。

那一年在一个矿区做工程，管理后勤的是五大三粗的一个人，我带来的几十号人，吃喝拉撒都是他负责。包工队的生活是艰苦的，饭菜不会好到哪里去。刚进工地的第三天，中午刚吃完饭，管后勤的便喊我，我不知道啥事。他领着我转到活动板房的后面，指着散落在杂草丛中大小不一的馒头块儿，说：“你看看，你们那帮人干的事儿！”

 “你们那帮人”这五个字像伸开五指的巴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我感觉到我的脸颊火辣辣的，虽然我与他很多时候常起冲突，但工友们把吃不完的馒头随手乱扔，这是谁都不会容忍的。

晚上收工回来，在开饭前，我着重把这件事跟工友们讲了一下，并且定下规矩：打饭的时候，吃多少打多少，绝对不允许再有倒饭菜的行为，如果发现，那就自己捡起来吃掉，再不行，就直接扣工钱。

第二天午饭过后，我走进活动板房时，板铺上赫然扔着半个馒头，我不由得火从心起，刚定规矩，就有人不当回事儿！

“这是谁扔的？”我拿起那半个馒头，环视着板铺上或坐或躺的工友们。

“是我，姐夫！”从最里头的板铺上下来一个后生，我一看，差点气懵——是我小舅子。

这不是成心出洋相么！

“把它吃了！”我把那半个馒头伸到他面前，口气不容置疑。

小舅子脸涨得通红，板房里的气氛有些闷，板铺上几乎所有的工友都坐了起来，表情各异地看着我和他。僵持了大约两三分钟，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心里却是波涌浪滚，起伏不定。这半个馒头总得有一个人吃下去。可是他丝毫没有要把那半个馒头吃下去的意思，我又不能再逼他了，我定的规矩那就我来履行好了。

“你不吃是吧？那好，我替你吃！”我把馒头放到嘴边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

他委屈地说：“我不是专门扔的，掉地上了，我拾起来搁铺上的，沾上土了！”

我没言语，只是一口一口地咬着馒头，他突然一把把馒头从我手里夺了过去，一下子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事后，有工友说不就是一个馒头么，何必过不去呢？我只问他的父辈们是干什么的，他又是吃什么长大的，他无言以对。是的，一个馒头是微不足道，现在连乞丐都不要。而我认为，这不是简简单单一个馒头的事，这是一个人的良知和道德。

有一回我接小儿子放学回家，经过市文化活动中心的一处工地，活动板房前的空地上，一群民工正在吃饭。儿子指着民工手中硕大的馒头，问我那馒头怎么那么大啊！是啊，看着那一排排熟悉的活动板房，那熟悉的大馒头，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都会勾起我许多以往的记忆。我给儿子讲我那些年的经历，吃大馒头，吃大锅菜，睡工棚的日子，我告诉他应该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每天丰富的饭菜，吃饭的时候别挑肥拣瘦。儿子“切”的一声，一脸的茫然与不屑，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很遥远，与他的生活毫无丁点关系。

日子在继续着，我过着衣食不缺的生活，但我不会忘记我是吃馒头长大的。

（有删改）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