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了几百岁的参天老树。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树木也相当繁密。

我是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变换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生长的爬山虎，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

近日，情景突然改变了。黄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来得那么神速，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

爬山虎，不论这里那里的，都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示出自己的艳丽。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橘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婆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秋林，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快的一个时节。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了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猪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

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面对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扁舟一样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诗人对于江南秋色分明艳羡不已。此外，“红树青山好放船”“半江红树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联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力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有删改）

从鲁迅到巴金

①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以后，面对文学领域留下的巨大空白，有人试图重新选定一个作家作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但事实上，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人能够企及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不能用册封的形式来选定的，它只能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且是在风雨相伴中经受考验。

②我们所谓的鲁迅传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抗战以后，由于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态也必然地发生变化，它虽然不可能以战前的方式来体现，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依然是凝聚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核心力量，总是会通过貌似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已经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道路所证明。我们只有确认了这些基本的特征，才有可能对于巴金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活动的意义有所理解。

③鲁迅精神传统的主要内涵，是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并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这是鲁迅战斗传统最为重要的生命核心，也是它的活的灵魂。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鲁迅精神，没有群体的批判实践也不是鲁迅的批判策略，而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日常文化细节一味作高谈阔论，更不是鲁迅所认可的批判方法。鲁迅是极富专制体制下反抗经验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所面对的黑暗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凭着热情与勇敢是决不能胜以对方的，所以他对于暴虎冯河之类的莽撞做法一向嗤之以鼻，这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煞费苦心寻找同盟军、布成统一战线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点，正是激进而且“左”得可爱的青年们决不肯给以理解和原谅的。再者，鲁迅的批判精神始终是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的，总是从具体事件的斗争上升为一般批判精神，所以他一再拒绝出国去做流亡寓公，宁肯不顾危险站立在他所深深热爱却不得不接受其怨恨相报的现实社会当中，与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这也是他后来放弃功成名就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招人讥骂的杂文写作的原因所在。

④巴金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有许多地方都与鲁迅相似。他们在走上文坛前都接受过某些西方的社会思潮，并且以此为旗帜投身于社会运动，也都曾经因为理想的失败而陷入深刻的绝望。后来他们以小说创作著名于文坛，成为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又重新鼓舞他们离开文学创作，转而写作反思社会历史、反思民族弱点的战斗性杂文，在无情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成为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

⑤但是巴金与鲁迅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鲁迅在社会理想方面持现实的战斗态度，他渴望与先锋性的社会思潮结成同盟，从他者的理想中寻求未来道路；而巴金很早就接受并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自以为是接受了先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因此对于别的社会思潮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在1949年中国政治史上试图拉开社会主义的序幕时，他曾经努力从中找到与自己所期盼的理想世界相吻合的地方，所以在1950年代他写作许多欢欣鼓舞的文章，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正如他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等人在十月革命后也都满腔热忱地回到俄罗斯去参加理想世界的建设一样，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绝不可能无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巴金深受克氏的影响，这才有了他在“文革”浩劫以后《随想录》的写作，这也是巴金的伦理学和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与鲁迅有所不同。鲁迅绝望而战斗，无比深刻；巴金则始终有理想的照耀，他的绝望中有温情，多少是含有遗憾惋惜的因素。

⑥与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一样，巴金晚年选择写《随想录》也是充满争议的。鲁迅晚年杂文正是《随想录》的思想渊源和血脉渊源。这在《怀念鲁迅先生》和《鹰的歌》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过：“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随想录》是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事实上也只有巴金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这是巴金学习鲁迅的最后一次重大实践。

语言是我们表达、沟通和传承记忆的主要工具，也是体现民族特性的重要元素。但是，人们经常会错误地使用某些词语，也会说出一些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甚至生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概念和表达。因而，我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一些语言规范，以此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表现力。不过，在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看来，语言的规范纯属多余。那么，语言的规范真的毫无必要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平克虽然看到了语言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也注意到了语言规范对语言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但他忽视了规范对于语言的重要性。一方面，语言规范可以帮助人们确立基本的语言表达习惯、言语技巧和思维体系，维护语言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语言是公共的，语言的发展取决于共同体的存在。语言的规范其实是将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黏合在了一起，使人成为理性意义上的存在者。语言规范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三方面理由。

其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认知。虽然每个人都是凭借其先天遗传的“语言本能”或“先天机制”来掌握语言，但这并不代表语言没有或者不需要应有的规范。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语言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个是社会性，一个是它为思想提供共同的表达形式。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只能依靠感官知觉去获得有限的知识，但是语言却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便利的方法去记忆、存储和推理，能够获取和创造更多知识。混乱的语言极易导致混乱的思维，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而语言规范则有助于提升思维的清晰性与严谨度，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其二，语言的不规范使用会影响我们的文化审美甚至道德判断。按照约翰·塞尔的观点，学习一种语言，也就是学习如何以言行事，如何以言取效，而这些都是规范性问题。通过了解语言规范，我们可以知道何谓恰当的、有效的或正确的表达，可以区分雅言与俗语，还可以知道如何避免在语言的使用中“以语伤人”。换句话说，学习一种语言并不只是学习语法知识和语言表达技巧，同时也是学习与之相关的共同体的规范和价值。

其三，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堡垒，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就中国而言，由于不同方言的差异，在进行跨区域交流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沟通障碍。因而，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消除这些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就十分必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基本条件，语言的规范不仅有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虽然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之中，但保持其相对稳定、纯洁和规范都十分必要。当然，我们在对语言进行必要规范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

（摘编自刘松青《语言规范缘何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