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精神的火光

焦垣生

①民为一切之本，戏曲艺术亦然。中国戏曲源于民间歌舞，其人民性是与生俱来的。

②中国戏曲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有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戏剧不同的发展特点。西方的戏剧，随着社会发展，艺术分工越来越细，分化成歌剧、舞剧、话剧等艺术形式，走的是如蘸医分科般越来越细的路；而中国的戏曲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艺术综合性加强，融歌、舞、演、技等于一体，走的是如中医综合辩证般的路。为什么同属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的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现在都难有商业演出，而中国戏曲数以百计的剧种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中国戏曲内在的特质是合及和，并能不断吸收消化新的东西而化合成更高级的形态。自原始社会而来的民间歌舞，到奴隶社会与滑稽戏交会，到封建社会佛教传入后，与佛门弟子的说唱艺术交汇融合，并通过遍布市井民间的勾栏瓦肆争奇斗艳，终使中国戏曲生成并定型。

③中国戏曲的人民性还表现在它特别善于利用一切契机，使自身向前发展。元代蒙古族取得中原后，取消科举，许多文人落魄，戏曲得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立即由量变到质变，趋于成熟。到明代，因文人雅士多钟情戏曲，戏曲又抓住这一机遇，致使传奇剧本文辞典雅，舞台表演婀娜多姿。到清代，因为皇帝从顺治到光绪，无一例外都是戏曲爱好者，戏曲又利用了这个机缘，由“花雅之争”打磨出了能代表中国300多个剧种更高水平、把唱腔和演技都推到空前阶段的国剧——京剧。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成为举世公认的雅俗共赏的艺术。民国时期，京剧借助大众媒体报纸的平台，评选出“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把国剧明星抬到天上又深入到国民的心里。电灯出现后，照明效果的改变把“听戏”变成真正的“看戏”，视觉艺术属性鲜明突出。没过多久，几乎所有剧种的角色行当都时尚而合情合理地男女演员齐登舞台，群星闪耀，观众赏心悦目。

④优秀的文化，还能抵御社会进化和社会存在对它进行的反辐射。富于人民性的戏曲积聚了历史积淀的足够的正能量，使它能不断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的商品经济时代，戏曲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受到了空前的挑战。20年前有人说，“电视普及，电影都没市场了，遑论戏曲？”晚近十年，又有人说，“网络时代了，有空就玩手机，谁还去剧场？”

⑤“五四”时期，就有不少人认为方块文字应该取消，但拼音终没有取代汉字。计算机出现后，汉字依然没有像当初有人预料的那样“寿终正寝”，反而流行愈广，影响日深。方块字为什么没有消亡？重要的原因是14亿人在使用它，它具有非凡的人民性。优秀的文化遗产，有优秀的守护者，像计算机开发出了许多汉字软件一样，戏曲也上了电视，上了网络。广播电视上戏曲节目随处可见，不少省市电视台的戏曲节目，收视率都意外地高。最近几天，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全国少儿京剧大赛，更引发了众人关注。戏曲移步不换形，变生存危机为发展契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庶几可作对今日戏曲的寄语。

⑥虽戏曲的人民性与生俱来，但仍需我们精心守护和鼎力坚持。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人民也一直关注着自己的艺术。五个“一”工程、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一个接一个发力。戏曲院团改制寻求发展动力；戏曲院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的综合性大学还新设了戏剧学院。借鉴西方大学戏剧学院架构，培养中国戏剧人才。在村镇，在社区，甚至在公园，在田间，我们都能看到戏曲的各种身影。

⑦但其实对于戏曲人民性的呵护和坚持，还有不少方面需要引起注意。比如有些仍在上演的传统剧目，与时代格格不入。比如今天我们怎么处理《琵琶记》“一夫二妻”这样的大团圆结局？秦腔的代表性经典剧目《周仁回府》，其“义”的表现是设计动员他的妻子替朋友的妻子去死，这样的安排，不免使当代人毛骨悚然。有些新编的现代戏，也存在低俗、媚俗现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戏曲要不断适应并有前赡性地引领社会心理，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2013年10月4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纸上故乡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家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今天，学界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以为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所以我们没有学术规范的传统，只能从西方引进。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没有认识到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与当今学术规范存在着很大不同，不少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规范当时还不存在。

比如，由于书籍的流传相当困难，特別是在印刷术普及以前，古代学人对前人的著作或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依靠记忆和背诵，所以他们在引用前人著作或别人的成果时常常无法逐字逐句地直接引用，而只能取其大意，一般都是间接引用。他们大多不习惯注明出处，往往将前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混在一起，或者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改写了。

又如，古人为了做学问或学习的方便，经常将从看到的书籍和资料中摘录出的有用内容分门别类编为类书。这些类书，有的是为自己用的，有的是为别人编的，或者是奉皇帝命令用公费开馆编纂的。很多类书的资料和引文都不注明出处，除了一些现成的诗文或整段资料有时会提一下作者或书名外，一般就按内容编入不同的类别。但要知道，这种类书的编纂，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都不会有什么著作权，更拿不到稿费，只要编得质量高，就会博得“嘉惠学林”的赞誉，就是被引用的人也不以为忤，而只着眼于知识的传播。

古代还有一种故意作伪的现象，将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假托为古代或同代名人的作品，如先秦的不少作品都冠以周公、孔子之名。但除了极少数人是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外，这类作伪者大多是很可怜的。因为无势无名，即使他们的作品很有价值也无法流传，而一旦托名于古代圣贤或者当代名流，就有可能被刻成碑，印成书，传诵一时，流传千古。尽管绝大多数真正的作者依然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自我价值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学术规范，相反，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从先秦开始就存在着严格的规范。例如儒家典籍和学说的传承与解释，自从在汉代儒术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来，不仅流派分明，次序严密，而且任何注或疏都署明作者，原文与注释、注释者和传播者绝不相混。在《汉书·儒林传》中，对儒家不同流派的传承过程和人物有明确的记载。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也有这样的传统，如给《史记》《汉书》作注释的学者代有其人，但对有价值的注释，后世学者无不尊重作者的署名，即使有些作者名不见经传，也都一一注明。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学术规范的传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样的传统，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新规范。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术规范面临新的挑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学者能够平等地、自主地考虑如何适应国际学术规范的时间并不长，很多问题自然还来不及解决。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学术规范与西方及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做法、方式和程度。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也有“学术规范”》）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夹缬和染缬，是白族特有的传统民间工艺产品。白族扎染历史悠久，据《实仪录》载：：“汉年间有染缬色法，不知何人所造。”从《南诏国传》和《张胜温画卷》中人物的衣着服饰来看，早在一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懂得了“染采纹秀”。特别在盛唐时期，扎染已在白族地区成为民间时尚，扎染制品也成了向皇帝进献的贡品。白族扎染集文化、艺术为一体，其花形图案以规则的几何纹样组成，布局严谨饱满，多取材于动、植物形象和历代王宫贵族的服饰图案，充满生活气息。2006年云南白族扎染技艺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白族扎染多次被评为云南省乃至中国优秀工艺品，并作为特色旅游品远销海外。

（金少萍《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2005，《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扎染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古籍生动地描述了古人制作扎染的工艺过程：““‘撷’撮采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矣，其色斑斓。”扎染一般以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主要染料来自苍山上生长的蓼蓝、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溶液，尤其是板蓝根。扎染最主要的两道工序是扎花和浸染，用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染色。扎花的目的是使被扎结部分保持原色，而未扎部分均匀受染，从而形成深浅不均、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它既可以染成带有规则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又可以染出表现具象图案的复杂构图及多种绚丽色彩的精美工艺品，稚拙古朴，新颖别致。扎染有一千多种变化技法，各有特色。著名的“卷上绞”，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令机械印染工艺难以望其项背。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白族扎染承载着白族千年来的理想和喜爱，尤其是白族妇女的心理状态及其发展轨迹。因为扎染者的不同，她们的理想、心态，以及对自然的取舍，取舍后对图案图样的设计处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每一件扎染都不可能雷同，都是一件件研究白族千年心理、理想的艺术珍品。

白族扎染的布料自古使用的是农村妇女自织的土布，它的扎花是唯独白族才有的、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手工工艺，它的浸染流程从染料的采撷、制作、浸染、漂晾都是白族独有的制作法。因此白族扎染是白族民族性的一个载体，它寄托着白族的民族理想和情趣，它是了解白族民族性的又一个靓丽窗口。就此意义上来说，白族扎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具有传统文化 价值和民族价值的商品。

白族扎染的底版全是靛蓝色，先民们选择这种色彩，决非偶然。蓝色的天，蓝色的海，蓝色的山，宁静而平和，造就了世世代代在苍山洱海生活的白族人民宁静平和的心理素质，也造就了白族人民对蓝色的特别喜爱。蓝色成了白族传统审美意象的基调。蓝底上起白花（花式、花样、图案、图样）是扎染的特色，这白色也决非偶然的选择。洱海碧波荡漾，浪花绽放；天宇苍空浩渺，白云悠悠；沙鸥海鸟同浪花嬉戏，苍山雪峰与长空共舞，白云、白雪、浪花，陶冶着白族人民的情操，喜白、爱白，以白为净，以白为尚，以白为美，成了白族人民的又一传统审美意象。以蓝白二色为主调的扎染艺术构成了宁静、平和、宽容的世界，营造出古朴的意蕴，给人以“青花瓷”般的淡雅美感。

（夏丽丽《扎染艺术的人文精神与设计传承研究》，《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3）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看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

“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采风和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遗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像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摸家底”。十多年过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2013年主持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人称“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小题1】根据原文内容，下面理解和分析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从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彻底转变为文化遗产的保卫者。
B. “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与“大到教堂，小到羹勺”内涵相同，都倡导文化普查。
C. 没有两次法国出行，冯骥才就不可能着手中国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田野调查工作。
D. 冯骥才认为小说家应该具有纯虚构式的思维，这说明目前的创作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以前文学创作于生活，高于生活，现在过时了。
【小题2】（改编题）下列不属于本文写作特点的两项是（  ）（  ）
A. 内容上记录了代表冯骧才成就的典型事例，从多方面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
B. 表达上以叙述为主，遵循“真实”的原则，用事实说话，作者的倾向暗含其中。
C. 文章主体按逻辑顺序安排材料，详写人物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略写其文学创作成就。
D. 有记者提问、人物对话，较多地保留和引用冯骥才的说话文字，再现现场情景，不同于一问一答的人物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