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原先的儒家美学和道家美学这时汇合为儒道合一的玄学美学;另一方面,诗文美学伴随着诗文书画的繁荣摆脱了先前的依附状态而走向独立,呈现出一片辉煌。

先秦两汉创立发展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在魏晋时期被融合儒道的玄学取代。玄学继承了道家“适性”“逍遥”的美学主张,后来又改造了道家“无情无欲”的“人性”观,给“人性”注入了有情有欲的现实内容,于是“适性”一变而为“人性以从欲为欢”,变成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情”从心灵的理性约束中挣脱出来,形式从道德的附庸中解放出来,以“情”为美的情感美学和以“文”为美的形式美学潮流一下子突涌出来,覆盖了人格美和艺术美,一直延展到南朝。在人格美方面,形成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放浪形骸、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在艺术美方面,诞生了“缘情”而“绮靡”的山水诗、宫体诗、格律诗及其相应的理论形态。在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取得巨大突破的同时,中国美学在诗文美学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诞生了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文——陆机的《文赋》,第一部体大思精、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钟嵘的《诗品》。

让我们逐一来做一次巡礼。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论文。他以一代开国君主之尊肯定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彻底摆脱了孔门儒家道本艺末、文章为雕虫小技的传统价值成见,大大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本同而末异”的体裁和“文以气为主”的风格,批评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文学批评态度,竭力倡导一种客观公允的审美态度。晋代陆机《文赋》是分析中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过程及其审美特点最早的专文。文学创作的发生、构思、灵感、创作方法、文体特征等,较之曹丕,《文赋》都有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挚虞肯定诗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批评“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揭示了中国美文学的心灵表现特色。刘勰在南齐末完成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分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全面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作家论方面论及“德”“气”“才”“学”,发生论方面论及客观生活的触发和具有丰富感受的主体,艺术构思论紧扣“象”与“情”的互动,创作方法论方面深入剖析了 “比兴”“用事”“夸饰” “声律”等,批评论方面建构了完整的“知音”说,并用“原始表末”的历史主义方法品评历代文体作品。通观全书,贯串着“以雕缛成体”的形式美和“辩丽本于情性”的情感美观念。萧绎、萧统、萧纲兄弟以皇帝、王子之尊,编选历代美文,创作宫体诗,倡导“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具有文采美与情感美的美文。如此等等,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文自觉的时代,尤其是诗文的辞采声律美与情感风流美澎湃勃发的时代。

元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转折点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由唐诗、宋词过渡到元曲，人们习惯上接受它们各为“一代之文学”，但事实上前二者与后者之间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异。这不仅因为唐诗、宋词特点在“雅”而元曲特点在“俗”，更在于前二者更合乎儒家诗教传统，而且均为抒情短篇，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元代之后，小说戏曲由过去一直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的文体一跃而居于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清代戏曲，叙事文体之勃兴不可遏止，戏曲、小说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后半部分的主潮，这也是人们公认的文学史事实。

元代以前，文人们能走的道路只有皓首穷经和献身政治，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视作这种生活道路的副产品。文学的主体是作家，作家的生存之道是揭开文学秘密的秘密。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文学创作信守的是以抒情言志为核心的儒家诗教，《尚书》最早提出“诗言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魏文帝曹丕更将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这就把文学创作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高雅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了。

那时的文人大多从事诗文创作，而一流作家更是那些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训，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历代帝王或是为了宣扬教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大多参与了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活动，以至于隋唐以后竟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手段，这些都反过来加强了诗歌散文的正统和主导地位。

其次，我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在元代以前一直是抒情文学独占鳌头。从性质上看，自《诗经》、《楚辞》、汉赋、五言诗直至唐诗、宋词，这些分别代表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学无不以短篇抒情形态出现，言志抒情的文艺理论始终左右着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头脑，以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我国古代文学之独特风貌。这就是人们公认的，西方古典文学以再现社会生活作为创作之准则，而我国古代作家则以表现个人情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中间也有特殊情况，如先秦历史散文也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但严格地讲，它是历史著作而非文学创作。汉以后作品如《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以及一些笔记、传奇和话本小说虽具叙事文学之内容和形式，但多系短制，且终未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元朝以前的代表作家，从屈原到陆游，基本上都是这种抒情文学的创造者，可以说，抒情文学吸引了这一漫长时代的整个文人作家群体，这一点直至宋朝灭亡皆未有实质性改变。

当然，雅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的另一面是俗，即所谓“下里巴人”。在中国古代，以叙事为特征的小说一向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家言”，戏剧活动甚至不被认为是文学，其演出只是作为“狎弄”的对象——俗得不能再俗了。只是由于其符合人类喜爱轻松快乐的天性，在市井细民及所谓“不求上进、耽于逸乐”的贵族士大夫中仍有一定市场，才能在主流文学之外维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支流而不致中断。总体看，俗文学特别是戏曲在元朝以前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如果说小说在我国古代虽然不被重视，但总是“诸子十家”中的一家。那么，戏曲则连这点可怜的地位也没有，表演艺术始终被排斥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艺人更遭鄙视，男演员称为俳优，充其量作为帝王贵族豢养的消愁解闷的工具，即弄臣而已。女演员更与娼妓无二，可谓卑贱至极。由于此，正统文人（包括才女）避之惟恐不及，遑论涉足！长此以往，古人的思维也娴于抒情而疏于叙事，宏观想象能力和综合能力均有所不足，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思维方式之偏向。这样，包括小说戏剧在内的叙事文学之不发达也可以理解了。

鲁迅：反抗者的精神文本

林贤治

①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②因为志在启蒙，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吃与被吃，各种各样的吃。鲁迅把世界截然分为上下两大层面，在小说中，虽然也着意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却更多地倾注了内心的悲悯，描述底层的不幸、那许许多多人们的被吃的情形，有学者统计说，《呐喊》、《 》计二十五个短篇中，便有十三篇描写了二十四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夏济安对鲁迅小说里的黑暗面有特别深的认识，他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致在死亡完全抓攫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死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一个恐怖的、悲惨的、荒谬的世界何以能够长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国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对此，鲁迅的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其实当时作者本人未必便有答案，惟是留下艰难摸索的印迹，作为暗示读者的记号而已。

③我们看到，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若干个线头，可以由读者把它们同其余各篇的线头任意接续到一起。于是，诸如生存权利、权力资源、权威关系、集体行为、规范与行动、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同一性与异化等等，都落入到一张无限展开的闪烁不定的罗网里，无论从哪一个端点出发，都会找到最深远的根据；也无论沿着哪一条线路追索，同样会发现为周围的异已力量所牵掣的个体。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异形而同构的。所谓同构，并非是故事结构的雷同，而是通过苦难的叠加、主题的重复，强调存在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性，使得同一个社会事件或个人行为，同时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进行，并且经受同样的震荡。作为启蒙思想家，鲁迅不能不重视一个病态社会的精神状况，在他那里，有两个中心意象：一个是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是属于“荒原”的。不同于封闭和压迫，荒原感是敞开的，弥漫的、延绵的，人坠入其中而无可措手，其实这也是一种深渊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对普遍的痛苦、恐怖和焦虑的一般的表现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往往把这些异常强烈的尖锐的悲剧情感，化为一种寂寞感呈现出来。寂寞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觉者的寂寞、勇士的寂寞、知识者的寂寞，但也有劳苦者的寂寞。像鲁迅这般细微地描画小人物的寂寞，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在世界作家中也非常少见。

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伟大之处，还不只在于抚慰寂寞的灵魂，当众多的个体组成“孤独的人群”时，鲁迅又把寂寞的消级的方面放大了给我们看——它是如何易于导致主体感的丧失，自由意志、热情和力量的消解，这就是看客形象系列的创造。看客的形象是混沌的形象，在庄子寓言里，凿窍而混沌死。但是，中国社会往往缺乏手持斧凿的精神战士。这是可怕的。

⑤文学是经验的产物。作家无论如何夸大想象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文字都带着自传的性质。鲁迅的小说，所写大抵是个人经历和见闻，即便如《 》，均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史籍，而许多人物，也都是他所熟悉的，是穿戴了古衣冠的现代人，他无须编造离奇的情节，只须在记忆中选择日常性的材料，深入发掘其中的意义，然后把这些富含意义的材料加以改造，或由此生发开去。他喜欢使用“拼凑”的方法，理论家叫作“典型化”，而且把它划归到写实主义的名下，未免过于狭窄。他使用这一方法，其实是出于主题的需要。他要求集中。个人的生活印象因集中而变得尖锐、鲜明和特异起来，思想与美，就在这惊异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