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更有针对性的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要求，中国高铁运行时速覆盖200公里、250公里、300公里、350公里四个速度等级，在同一个高铁路网中同时运行如此多速度等级的动车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今年9月21日，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中国重新成为世界铁路运营时速最高的国家。中国高铁不仅速度快，而且运营规模大，截至2016年末，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逾2.2万公里，比2012年底增长了1.4倍，稳居世界首位。

在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加快捷方便的轨道交通需求的同时，中国高铁越来越注重布局的均衡，五年来，我国中西部高铁营业里程从2012年底的0.3万公里增加到2016年底的1.3万公里，增长了3倍多，在路网中占比超过半壁江山。到2020年，我国高铁运营规模将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与公路、民航、水运、城市轨道交通有效衔接，以高铁为大动脉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展现出“交通强国”的英姿。

材料二：

材料三

2016年，中国高铁旅客发送量超14.7亿人次，平均每天403万名旅客乘坐高铁出行。支撑如此大规模运输量的关键，就是中国铁路的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实力。也正是因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才迈出了高铁强国的铿锵步伐。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新跨度。作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筋混凝土拱桥，北盘江大桥主跨

445米，距离江面300米，需应对相当于10级狂风的峡谷风速。然而，当动车组以时速

300公里疾驰而过时，桥面变形只有3毫米，远低于10毫米的世界前沿标准。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新速度。2016年7月15日，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以超过420公里的时速在郑徐高铁上交会，创造了高铁列车交会、重联运行速度的世界最高纪录。交会时产生的压力波相当于1平方米瞬时受重近200公斤。如此高的压强，车内的工作人员和体验者却没有任何不适感。

目前，中国铁路在勘察设计、工程建造、高速动车组、列车控制、牵引供电、运营管理、安全保障等领域已经取得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中国铁路总体技术水平已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其他国家发展高等级高铁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充分展现了我们的实力。“从跨越大江大河到穿越山谷溶洞，从有砟到无砟，从有缝钢轨到无缝钢轨，从追求建设完美到兼顾生态及文物保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建设者，会遭遇如此复杂的设计挑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院长王玉泽说。作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高铁不仅安全、便利、快捷地服务着中国旅客，同时也惊艳着世界。

材料四：有人说“没有高铁，城镇就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比如世界上首条高寒地区长距离高铁——哈大高铁运营以来，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1小时交通圈”从梦想变成现实，东北三省真正融为一体。再如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京广高铁，把珠三角经济圈、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及环渤海经济圈等中国从南到北的五大经济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带动沿线的28个城市间彼此往来不超过8小时，时间距离的缩短让人们的空间感觉更为接近。

十年前，中国首趟时速200公里动车组列车在上海站始发，我国由此进入动车时代；十年后，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以350公里的世界高铁最高商业运营时速在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上飞驰。可以说，中国高铁改变着中国，震撼着世界。短短十年，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基本成型的“四纵四横”，到规划中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高铁带来的美好生活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想象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想象力将会转变成伟大的创造力，实现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

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常读常新的“五四”，已伴随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一抹青春记忆。

对于“五四”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丰富的阐释。具体说，它指称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体，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的学生游行示威事件。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的反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屈辱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因此，事件后的第三天就有学者对其精神现象作了概括。作为五四运动主体，学生身份的罗家伦直接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与“民族自决的精神”；作为导师的陈独秀则将之呼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的精神”。

从外延上看，“五四”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可以囊括自《新青年》杂志创刊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化大潮和思想命题。追溯五四运动前十年，呼唤青春应该说是文学与思想界的时代强音。时至“五四”，这一声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启蒙先驱为这一美好愿景而不懈努力，携手共进。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李大钊以《青春》为题劝告青年：“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陈独秀则以《敬告青年》与同仁共勉：“我辈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春中国”之构想，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使命。

“青春”主题，基本元素集中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很容易形成共识，而在关于“五四”的价值、意义等问题上，近百年的时间里曾出现众说纷纭的不同理解。当年，“研究系”的刊物《晨报》与革命党人的刊物《民国日报》就在1920年5月4日“五四”周年纪念时出现了不同的发声。之后***与国民党对“五四运动”也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考察近百年的“五四”研究学术史，学术界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也都在不同的学术视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和感悟。

对“五四”这样一个既不是短时段也不是太长时段的历史记忆书写来说，具有回归与再撰的双重要求。百年“五四”，我们可以将之定位为中时段：一方面，鉴于“青春”主题已经在原有本色上被年轮涂刷上了一层层五颜六色、缤纷炫目的彩釉，当下的整理研究就有必要溯源正本、剥茧抽丝，以得“始终”；另一方面，再撰的目的无非是在回归的前提下，重新书写“五四”的林林总总、逶迤曲折，从而进一步建构起“五四学”的学术思想谱系。对此，雅克·勒高夫说：“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无疑是把握或拿捏历史分寸的瓶颈。体现这些不同时期记忆史面相的是各种史料，只有大量收集，从中甄别，我们才能观察到“五四”历史之全部面貌、演进和重构之脉络、“五四”之永恒青春精神，才能以立体生动的历史记忆梳理“五四”的“来龙”、展望“五四”的“去脉”。

对“五四”的纪念，各个时期的报刊舆论也都充满了变化的时代感，这些公共舆论所构建起来的现实意义无疑都是为了解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变化，“五四”记忆和精神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都表现出最强的时代声音。同时，五四运动也成为诸多城市记忆之一部分，省域的、地域的、城市的，无论哪个层面，都体现出地方记忆对“五四”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最显著认知。

郁达夫撰文纪念鲁迅时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借鉴这句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要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称得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有历史却总被遗忘，不能为其后人铭记，则是悲哀的、甚至是灾难的。从这里出发，为百年来一直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符号———“五四”，在每个人心中建造起一座历史博物馆，这是梦想，是情怀，更是担当。

(选自张宝明《钩沉一个民族的青春记忆》，有删改)

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文化浅层的标志包括服饰、语言、节日、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深层的标志则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内部，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寡、是男是女、年龄长幼，都凝聚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之下。。

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一个民族即使领土被敌国占领，只要自己的文化还在，就能重新凝聚人心，还有复兴的希望。顾炎武把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归纳为“亡国”与“亡天下”两种情况，前者是民族内部的政权兴替，文化的性质没有变化；后者是亡国加上灭种，不仅民族政权覆灭，而且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个种族已不复存在。

在上古时代，埃及、两河流域、恒河流域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后，这些地区的文明被外来文明置换。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文明等，是在外来文明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当地的上古文明，人们称之为“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这些属于被外来侵略者强制消灭的文明。历史上还有因为自身原因而失落的文明，中国的契丹文明就是典型代表。唐宋时期，契丹是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他们建立的辽国，与宋朝南北对峙，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不注意保存文化，丧失了彼此认同的核心，最终走向了消亡。

由此看来，延续中华文脉是振兴中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有人举起多元文化的旗号加以反对，认为如今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再提主体文化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亟须澄清。

多元文化是就全球文化而言的，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的文化。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各呈异彩。各民族的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享有平等的尊严。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多元文明并存，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学习。文化交流的前提，是本土文化的存在。当今世界，由于交通与传媒十分发达，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更为便利，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也更为频繁。但有一点始终无法改变：文化依然是民族生存发展之基，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民族国家还将长期存在的人类社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仍要加强。

人类文明犹如百花园，只有每个民族的文明之之花都呈现出自己的独特姿容，百花园才会最美。每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发展好、形成特色，就是为人类文明增光添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摘编自《人民日报》）

老廖一整夜都睁着眼睛坐在值班室的电话机旁。

昨天中午，突然接到从青海来的电话，说地质学家彭工当天下午到达山下的火车站，请接站。老廖一下懵了头。疗养院的大客车和面包车上午都送疗养员们到山下的风景点去了，不到傍晚回不来。留在家里的一辆备用小车，被韦局长要去了。当时，大客车和面包车都满员，韦局长提出派小车。虽然让面包车上的工作人员给他腾个座位是没有问题的，但老廖估计不会有人上山，还是满足了韦局长。皆大欢喜总是好事，韦局长所在的那个省的科技局在疗养院基建的时候给过许多支持，更不好意思让人家觉得怠慢。

却偏偏出了例外！又偏偏出在彭工头上。彭工是中国盐湖地球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有关他的报道，老廖读过很多：上世纪50年代从国外回来，直接就去了柴达木，此后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十年，足迹遍及青海、西藏、内蒙、甘肃、宁夏，大半时光都在终年不见绿色的盐湖度过。中科院在庐山建了这个疗养院之后，不知动员过他多少次来疗养，每一次他都谢绝了。哪座山能同千里昆仑、万仞唐古拉、冰雪冈底斯、天外喜马拉雅媲美？在中科院今年发来的疗养员名单中，老廖见到了彭工的名字，心里一样没抱什么指望，尽管对见到他几乎有一种渴望。

他却来了。这一次，他不得不来。半年前，体检发现他的心脏“传导阻滞，心跳过缓”。他说，我立个字据吧，死了和组织无关系，又一次领着考察队去了西藏盐湖。他后来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后，被强行要求来庐山疗养院。人们希望借助这里丰沛的生命气息，借助这里经由大量针叶林的尖端放电产生的大单位的负氧离子，使他得到一次充分的休养生息。

整整一下午，老廖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向有关系和没有关系、说得上话和说不上话的单位借车，结果电话挂了个遍，毫无希望。正当旅游旺季，哪个单位的车也不会闲着。只有请山下风景点转告疗养院的陪同，让韦局长坐的那辆小车去接彭工。

结果非常糟糕。韦局长很不高兴，他不相信这么大个庐山就挤不出一辆车。而且，接他时用的是面包车——当时他一行有好几个人，接彭工为什么就必须用小车？要知道，他虽然是行政领导，也是申报了院士的。他把住车门，理论了好半天，等司机急急忙忙把小车开到火车站，最后一批旅客已经走出车站广场。

司机在车站里外找了个遍，没有见到彭工的影子。彭工的去向只有几种可能：要么误了车或者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要么被山下什么单位接走；要么自己上了旅游车……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会来个电话。

老廖一整夜等的，就是这个也许会来的电话。负责好科学家的疗养，真不是一件轻松事。当初调老廖来筹建这个疗养院，他就很犹豫。责任太大了！

窗外，黑了不知有多久，好像有100年。老廖就坐在这100年的黑暗中静听着山风在树林中穿过，虫子在草丛中鸣唱，越来越浓重的夜雾淅淅沥沥，疗养楼隐隐传出鼾声。后来天渐渐亮了。阳光穿过稠密的树林倾泻下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清新、明亮、温馨、欢快，但老廖却不知为什么老想哭。

下面有人喊他，喊声很急。莫非是彭工到了？他猛地站起，推开窗户：“什么事？”“餐厅里吵起来了。”争吵的双方是食堂管理员和韦局长。韦局长昨天从山下回来开始腹泻。他认为他腹泻的原因是食堂的饭菜有问题。

　“假如腹泻不普遍，那就还得找别的原因。比方说，你昨天是不是喝过泉水了？”

疗养员因为喝泉水引起腹泻的事经常发生，尽管疗养院一再提醒告诫，还是有人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

“这跟泉水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看看你们做的饭菜！”

“哪个，哪个说我有问题？”人群后面忽然一声大喊，食堂大厨挤进来。他40来岁，很粗壮，两只袖子卷得老高的手沾满了面粉，紧紧抓着一支擀面杖。“你再说一遍，我有什么问题？”大厨横眉立眼，上上下下打量韦局长。

韦局长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我没有说你，我说的是饭菜。”

“饭菜都是我做的。我自己吃了，拉的屎你嚼都嚼不烂。你拉肚子，关我屁事！”

“住嘴！”刚走进餐厅的老廖大喝。

但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无法无天，无法无天！这么一团糟，怎么会不把大科学家给弄丢了！送我走，立刻！” 韦局长今天的火气，显然是昨天下午调走了小车引起的。

“大科学家”指的自然是彭工。老廖心里一阵刺痛。

上了小车的韦局长不停地长吁短叹：居然弄了这么一帮人来管理疗养院，科学家来这里谈何疗养，简直就是受迫害。可怕，这么粗暴，难以想象……

坐在司机旁边的老廖只有沉默。他没有守住自己的责任。毕竟，他是院长，派不派小车，决定权在他手里。

“我看彭工不来倒是对了。何苦来受罪呢……”韦局长没完没了。

“停车！”老廖突然喊。车子怪叫一声刹住了。

老廖发现了一个人。那个人秃顶，两腮下塌，在庐山早晨一尘不染的阳光下，沿着牯岭街心公园的小道，向园门外缓缓走来。 

老廖直直地盯着这个离车窗越来越近的人。

不错，是他，是彭工，是那个照片一再在报纸上登过的地质学家。

老廖推开车门，跳出去——“请问，您是彭工？”

“是啊，您是？”

“我是疗养院的。我们昨天中午接到你要来的电话，可把我们找苦了。”

老廖的两条腿微微发抖。

“哎——呀，”彭工声音喑哑，“抱歉，抱歉！我该主动跟你们联系的。”

“您来了就好。”老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我昨天就上山了，坐旅游车上来的。天快黑了，我想你们都该下班了，不好去麻烦你们。”

“您在哪里过夜的呢？”

“那里。”彭工回过头，指了指街心公园的草地。草地上，还有一些从山下带着席子和毯子来的露宿者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男女。

“这里真绿，绿得醉人。不像我们那里，坐车跑几天也看不到一点绿色，有时候忽然发现一棵小草，全车的人都要下车来，围着看个半天。”

彭工仰起清瘦枯槁的脸，陶醉地眯着眼睛，两边塌陷的腮帮子翕动着。

“我昨天睡得真好。”

“彭工……”老廖的泪水夺眶而出：“苦了您了！”

“苦？怎么会苦？我喜欢露营，在戈壁滩露营惯了。这里枕的、垫的是这么厚的绿草，享受得很，简直就是奢侈了。”彭工像儿童一样笑着。

老廖一把从彭工手上拿过行李箱，走回车子，拉开后车门，对里面的韦局长说：

“跟您打个商量，请您下车来等一等，我把彭工送回疗养院，再来送您下山，行吗？”

车子里没有回答。